老谢咬着牙不说话，拖着小偷去找小餐厅。老谢是流浪歌手，但只是街头唱原创卖专辑的那一种，并非饭店餐厅里点歌卖唱的那一类。
珠海，是老谢头一回破例。
“先生，点首歌吧”这句话实难启齿，但看看一旁的小偷，他终究还是把话说出了口。
第一桌客人说走开，第二桌说走开。第三桌客人酒意正浓，说唱吧，把我们唱开心了的话，一首给你五元钱。唱什么呢？老谢看看小偷。那几年网络歌曲风头正劲，流行《老鼠爱大米》，也流行《两只蝴蝶》。老谢拉着小偷一起合唱，老谢弹琴他打拍子，一开始他不情愿，后来越唱声音越大，几乎盖过了老谢。
半个小时后，客人给了一百元钱。
他们站在小餐厅门前，小偷捧着一百元钱发呆。他猛地大喊：哎呀我去！早知道可以用这方法挣钱，我他妈何苦当小偷！何苦……
路人侧目，老谢扑上去捂他的嘴，手松开时湿漉漉一掌的泪。
小偷和老谢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吃住在一起，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唱歌聊天。他们一起卖唱，小餐厅里、海边的烧烤摊、冷饮店门前，得来的钱一人一半。一开始二人合唱，后来老谢只负责弹琴，小偷负责唱，他嗓门出奇地大，而且会唱所有的网络歌曲。一个月后的一天，在初次卖唱的那家小餐厅里，老谢和他弹唱庞龙的那首《我的家在东北》。一遍唱完，明明客人没点，他却非要再唱一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客人惊讶，他怎么抢过我们的酒端起来了？
他举起酒杯敬老谢。走了！想明白了，也想家了，管他瞧不瞧得起，明天我就回家！
老谢送他去车站，站台上他死命地搂着老谢的脖子。“你是我的纯哥们儿，纯纯的！”车门关闭前的一刹那，老谢丢了一个纸包进去，报纸包着的，上面两行字：五万元钱我没有，我只有13700元钱。
当个好人。
火车开走了，带走了车窗上挤扁了的一张脸，和老谢贴身银行卡里的所有积蓄。13700元钱没了，几百次街头卖唱的辛苦所得。这本是老谢攒了许久，用来实现理想的。
火车开远了，老谢发觉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心痛的。他安慰自己，有什么啊？没什么，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其实这段故事的句号，直到五年之后才被画上。
五年后，流浪歌手老谢在民谣圈有了一点点知名度，虽然理想依旧没有完成，依旧需要街头卖唱，但终于有一点儿资本展开全国巡演了。规模不大，都是在民谣小酒吧里。他的名气也不大，来的人能有三四十个，就已经很满足了。
2011年1月14日，南京古堡酒吧的那场巡演，来的人最多，几乎有二百多个，座位全部坐满了，不少人站着。
来的人出奇地热情，每首歌都热烈地鼓掌，不论是欢快的歌还是哀伤的歌，每首歌后都尖叫呐喊。
老谢一边弹唱，一边紧张。这是怎么个情况？这些人有男有女，有穿西服打领带的，有黑t恤金链子的，打眼一看全都不像是听民谣的啊。
演出结束后，老谢的专辑全部卖光了，批发白菜一样，一个渣渣都不剩。人们挤成团，找老谢签名握手，然后迅速全闪了，留下老谢一个人一头雾水地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上。
手真疼啊，这帮人握手的力气真大。
脚边不知何时多了几样东西。一个厚厚的小纸包，一把价格不菲的新吉他。一瓶白酒，半个腊猪头。
纸包是用的报纸。那张旧报纸，老谢认识。
（三）
老谢的理想是什么？老谢的理想，最初藏在4000斤沙子里。
那时他上小学，金沙江畔的二半山，没通车也没通电，没见过柏油路，没见过电灯，松明子夜夜熏黑了脸。
1994年的云南巧家县回龙村，村小学的屋顶摇摇欲坠，雨水淋垮校舍之前，村民从15公里外的集市背回水泥。校长组织学生上山背沙，每个学生摊派2000斤沙，用背箩。父母可以帮忙，如果乐意的话。
老谢的父母亲帮不上忙，他们早已逃走了。计划生育工作组驻扎在村里，鸡飞狗跳，家被端了好几回。为了保住腹中的小妹妹，父母逃到了江对岸，四川省宁南县的老木河水电站。水电站的后山是彝族村寨，父母亲在那里开荒，种桑养蚕。
家里只剩老婆婆、老谢、妹妹和弟弟。弟弟八岁，也是学生，也需要背2000斤沙。两公里的山路，上学路上背，中午吃饭背。一次背30斤。弟弟晚上开始趴着睡觉，说是腰疼，衣衫掀开，肩胛上已经压出了瘀血。
老谢九岁半，心疼弟弟，揽下了弟弟的份额。没人奖励他，也没人夸他，山野贫瘠男儿早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
4000斤的沙子，老谢背了小半个学期，两公里的山路，每次背50斤。上课时他不停挠头，痒，沙子钻进后脑勺的头发里，一待就是几个月。每天背沙子他走得最慢，每百步停下来歇一歇，胸闷，半天才能喘匀了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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