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住精神病院的三年，看望她的一共有五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她的。第一是她母亲，她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她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两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曼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她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曼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曼，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她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字迹她熟，但想不起是谁的。拆了封口，里面掉出一张二人合影，竟是刘峰和穿蓝条病号服的小曼自己。主治大夫问小曼，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她，还带了个照相机跟她照了合影，小曼说不出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连刘峰都认不出。刘峰信上说，他已接到转业通知，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趁着他到司令部办事（他部队的司令部也在重庆），顺便来看看她。上回照的相片洗出来了，小曼照得比他好，但愿她满意。信里留下了他母亲的地址。此刻小曼说，两次去，都错过了。
我想小曼过去只是口里没话，并不是心里没话，现在口一松，话不断了，你一听便明白她那些话攒了多久。我想她早就哭够了。
她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她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说她出院了，调到五十四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谢谢他在她住院时来看望她。刘峰回信也简短，为她的痊愈高兴，更为她能继续留在军队高兴。然后他说到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看大门兼职党支部书记，刚刚结婚，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业余唱民歌。通了几封信后，刘峰告诉她，部队要他回去一趟，给几个被俘战友做善后证人。他也正好想去看看同连队阵亡战士的坟，听说陵园刚修起来。小曼给他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说想跟他一起回云南，刘峰同意了。两人在成都会合，刘峰见到她还出来一句笑话，说，去那山高水险地方，俩人仨胳膊，打架吃亏小些。他们到达中越边境的时候，抚恤工作组还没撤，烈士陵园也还没完全竣工。刘峰买了几瓶当地出产的大曲，还买了萨其玛和花生，足足装满一辆独轮车，他们一人推一边车把，推到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门口是下午五点，铁栅栏门已经上了锁。俩人扒在铁栅栏上往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石碑上看，刘峰说，小曼，咱俩命还算大，不然那块碑可能就是我的。小曼说，你旁边那块，可能就是我的。回到招待所，开饭时间过了，他们就在刘峰房间里喝酒，花生米当菜也当饭，聊到半夜。聊的都是童年故事，孩提时代在二十多年后聊，才不显得一味苦楚，倒也有让他们笑出声的事。两人喝了半茶缸白干，刘峰对小曼说，别喝了。小曼问为什么？刘峰说，喝酒误事。小曼笑着问，还有什么事可误？刘峰说，明天要起早扫墓啊。这样，他站起来，小曼也跟着站起来。
“他才明白呢，装糊涂。”站在灵台前，小曼看着刘峰照片说。
刘峰明白什么我也知道。他明白小曼对他那杂七杂八的感情中是有些爱的。在他即将被我们发配到伐木连的前夜，他就明白。但刘峰不能；一场战争抹杀了多少生命？都没能抹除他心里的林丁丁，跟小曼如何，那是欺负小曼。刘峰一生不肯欺负任何人。
第二天小曼起床，刘峰不见了，院子里的独轮车也没了。等她追出招待所，刘峰已经从烈士陵园回来，给同连队的战友敬了烟和酒，不喝不抽的新兵蛋子，敬上了萨其玛和花生。一个连队百分之八十是新兵，老实得像一群会动弹的土豆，真正的新兵蛋子。他们是刘峰到贵州和川东接来的新兵，都不知道穿上军装跟上队伍就直接去打仗，父母和奶奶爷爷们跟着跑，叫他们小名儿，扔红薯干柿饼子，七嘴八舌喊话，让他们守纪律，别想家，好好听首长的话，部队的好伙食别白吃，吃了多长点个头。都没来得及吃好伙食，更没来得及长个头，就永远卧倒了。
回去的长途汽车上，刘峰说，还有冒充岁数来的呢。十五六岁，愣充十八，五号军装穿着都像面粉口袋，听首长话是真的，一句都不顶嘴就上了前线。十几岁也是一辈子过去，萨其玛都还没吃过呢。
刘峰还说，他负伤负得亏心，因为负伤，他反而活下来了，而他接兵带走的新兵蛋子，全都被他丢在了身后。
我从灵台转过身，腿站疼了。眼光一下给那个红色木头挂箱抓了去，刘峰最后日子的兴致和喜兴让我难过，好难过。小曼看着红箱子说：“他给我做的。做了一个月。我老是找钥匙。门钥匙，自行车钥匙，我老找，他让我一进家门就把钥匙放进去。那时候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吃几口饭浑身都汗透……有天夜里他睡不着，我问他要不要叫他女儿来，他说还不到时候，再等等……他生病就跟做错事似的，最好谁都别想起他，谁也别看见他……”
在“鸭王”吃饭的时候，小曼告诉我，刘峰病危去医院之前，替她把大衣柜里面那根杆子换了，原先的太细，多挂几件衣服就给坠弯了。他还帮她把浴室的一块活动地砖重新砌平，说不砌早晚会绊她一跤，这年纪摔一跤老五岁。还有冰箱内的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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