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我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变化。
路上还是躺着无数具悲伤的尸体，他们瞪着夜空，和他们生前一样沉默不语。那些野狗仍然在撕吃着受尽屈辱死去的人们。那个看上去很老的幸存者仍旧在街上游荡，还是满头白发，身子枯瘦，手像鸡爪一样颤抖着。他仍旧穿着那件银色西装，扎着那条红色的领带。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在尸体中跳来跳去，不时地弯下腰，拣起一颗破烂的头颅，举在眼前仔细看着。有的头颅已经被日军的刺刀捅得不成样子，有的已经被火烧成一个黑色的炭团，他会拿起袖子在上面擦擦，袖子已经被擦得乌黑油亮，然后叹口气，把它又扔下了，那颗头颅在地上骨碌碌地滚着，委屈地哭泣着，有时是婴儿的哭声，有时是少女的哭声，有时是老头的，有时是老太太的，尖利而刺耳，但他不为所动，仍然固执地寻找着每一颗头颅。
我有点奇怪，问他：“老先生，你在找什么？”
他抬起苍老的脑袋，浑浊的眼睛吃力地看着我，喃喃地说：“我在找我的老婆、我爹，还有我妈，他们在七十二年前这一天死掉了。”
他们是怎么死的？
他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声，好像喉咙里卡着一块浓痰。我想再问他时，他已经摇摇晃晃地走了。
他终于停了下来，抱着一颗头颅跪在地上，好像在低声哭泣，眼中淌出来的不是泪水，也许泪水已经消耗完了，他流出来的是酱紫色的血。瘦削的上半身抖个不停，像一根随时都会折断的腐朽的木棍，木棍上面支着一颗荒芜的脑袋，脑袋在哀怨地摆来摆去。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听到从他那掉了牙的嘴巴里挤出了奇怪的咕咕声，声音细软、颤抖、破碎不全，很容易就被寒风吹散。他那已经变得像干枯树枝一样的手里捧着一个少妇的头颅，那些破碎的声音顺风飘来，断断续续，但却非常清晰：“他们不是人，不是人啊，我那时是吓怕了，是真的吓怕了，咱爹吓怕了，咱妈吓怕了，咱都吓怕了，他们qiáng_jiān了你，他们还让咱爹也做那畜生才做的事情……怎么能怪他啊，他也是吓怕了啊。他们还让我和母亲做那畜生做的事情……我能怎么办呢？我们都被吓得什么都忘了，我们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你们都死了，你们都上吊了，就我一个人活着，可我活得容易吗？我谁也不能说，我只能憋在肚里，像狗一样活着……我为什么那么软弱，我为什么不也死掉？他们为什么不杀我……我没用，我连死的勇气都没有……我为什么还活着……”
他翻来覆去地说着同样的话，他的影子拖在地上，像一条狗一样。我要同情他吗？不，我不同情，尽管我知道活着比死还要难，但我还是不愿意同情他，他如果觉得那是耻辱，那他就应该在1937年12月死掉，或者在那场战争中死掉。死去的方法有很多，他可以逃出南京参加国军，也可以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这样的队伍很多，就连一些土匪，也在和日军作战。但他没有，他选择了在南京沉默地活着，偷偷地活着，他还会在路过大街站岗的日军哨兵跟前时，脱下帽子弯下腰，向日军鞠躬。这非常痛苦，但他已经没有知觉了，已经感觉不到痛苦的颜色和气味了，因为他实际上已经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死去了。他只是一具会呼吸的僵尸。我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浓厚的让人恶心的ròu_tǐ腐烂的臭味。我冷冷地看着他，脸上凝结了一层寒冰，他应该死去。作为一个男人，活就要活得磊磊落落，死要死得轰轰烈烈，他既没有死得轰轰烈烈，也不可能再活得磊磊落落。我为什么要同情他？
我是多么冷血。
我知道也许我错了，他是一个被侮辱的人，他有权利活下去，如果我再鄙视他，对他来说，等于是第二次屠杀。可我就是无法怜悯，无法同情，无法安慰他好好活着，我只有无边无际的沮丧和愤怒。是的，我的确是在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进行着第二次屠杀。我突然感到浑身发冷，血液被冻住，整个身子都要凝固了。我像一条受惊的狗一样在1937年的街头上奔跑起来，我没有哭，但泪水却像雨点一样洒了一路，洒在了一具又一具垃圾一样的尸体上……
幸存者，多么可笑的名词。
我像一个梦游者一样呆呆地在南京街头游荡，再多的尸体和鲜血，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还能到哪里去，没有反抗，没有呼号，到处都是被杀掉的绵羊和等待被杀掉的绵羊。多么可悲，他们拿着铁锹，在可能只有他们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的日军监视下，挖着一个个坑，然后日本兵把他们杀死在他们自己挖好的坑里。他们知道那是给自己挖的坑，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身来，把手里的铁锹狠狠地砸到日本兵的头颅上去呢？他们被吓得没有一点力气了吗？但他们却有力气给自己挖好了坟坑。可笑吗？可你如何能笑得出来？
等我抬起头来，我看到了路边那块破旧的路牌“许家巷”。我想起来了，1937年12月12日的深夜，也许是13日的凌晨，王大猛和大老冯曾经在这里杀死了一个日本兵。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日历上显示的正是这一天。那么，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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