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才恨恨地瞪着他：“你说话算数吗？”
镇长忙说：“算，算数，我，我现在就办。”
他哭丧着脸，缩着软弱无力的肩膀，像落入陷阱的可怜的兔子，一边埋怨凶狠的猎人，一边怪自己命运倒霉。李茂才收起手枪，冷冷地看着他，说：“走吧！”
镇长领着他们找到了一个挂着“朱记食品厂”的工厂。院子很大，有三十多间房子，临街还有一个不小的饭馆。镇长努力地在脸上挤出一点笑容，讨好地介绍说，这是淳化镇最大的一个厂，做糕点的师傅都是从香港请来的，有五六个，大半个南京的糕点都是他们供应的，上海一打仗，那些师傅害怕了，都回香港了，现在处于停业状态。他让人把老板叫过来，又恢复了一副神气的模样，声音既响亮又严厉：“大军要在你们这里驻扎，你赶快把房子腾出来！”
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他着急地说：“这怎么行，我还要做生意啊。”
镇长似乎也在盼着他的拒绝，他立即扭过头去看李茂才，很为难地说：“这，这可怎么办……”
李茂才走上前来，和蔼地对那个老板说：“老先生，我们大部队随后就到，需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我们刚在上海打了三个月的仗，官兵都很累……”
那个老板脸上慢慢地堆满了阴云，眉头皱了起来，带着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他带着疑心重重，而又有点不情不愿的样子，声音里既充满了对抗，还夹杂着委屈和抱怨：“这和我没关系，你们是当兵的，累一点也是应该的。我这里是工厂，是做让人吃的东西的，要讲卫生，它不是营房，不能住人。”
李茂才耐心地说：“老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你这样做是不明大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
老板的眼睛猛然瞪大，带着被惊吓，也带着被激怒的口气叫道：“你别拿国家、民族吓人，我不吃这一套。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我只知道守着我这个家，过好我的小日子，其他的关我什么事？你们想打仗到其他地方打去，反正我不会让你们用我的房子！”
王大猛的声音不高，但里面的威吓的口气谁都能听得出来：“老乡，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日本鬼子如果打过来，你还能过好你那小日子吗？你还能做生意吗？”
老板看着他，声音变得迟疑不决：“小年轻，你，你吓我没用，我管，管他日本鬼子不日本鬼子，不管是谁打胜了，他，他们总要吃饭，只要吃饭，我，我这生意就能做下去。打，打仗是你们当兵的事，我，和我有什么关系？”
老板竭力地想让自己表现得见多识广，但他把话说得磕磕绊绊，好像后面有条狗在追着他的声音，声音累得气喘吁吁。说完以后，他长长地吐口气，好像刚刚走了很远的路。
镇长站在一边，干脆袖起了双手，一会儿看看他们，一会儿扭头看看那些厂房，一副看风景的样子，好像这事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他就是一个看热闹的路人。李茂才摇了摇头，再呆下去，他觉得自己非要发疯不可。他叫来王大猛，努了努嘴：“二班长，你带人分一下工，留下几间房子让他们住人和放东西，其他的全部征用。”
那个老板愤怒地叫道：“你，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你们这是土匪！现在是中华民国了，我，我要告你们！”
李茂才朝那个镇长努了一下嘴：“你们的父母官在这里，你要告就告吧。”
镇长立刻挺起腰，说：“朱老板，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认了吧。”
这个朱老板又回头看了看李茂才，李茂才抱着胳膊，抬头望着天空，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头顶上压着沉甸甸的阴云，风从北方吹来，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他的心情比天空中的阴云还要沉重，他不想再开口说话了。如果这个朱老板再不答应，他会再次把手枪掏出来，甚至开枪都有可能。他做梦也没想到，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二十多年，这里还是首都，居然会是这般模样，这仗还怎么打啊？他的喉咙发痒，突然有种放声痛哭一场的感觉。在上海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在死人，一百多号的兄弟，最后只剩下这10多个人，他都忍着没掉一滴泪，但他现在真的想好好地哭一场了。他们这些军人在保护什么样的人民？这样的战争还有什么意义？这仗打下去还有什么希望？打胜了还好说，打败了，他们就会骂军人无能，中国无人，骂完之后，也都认命了，继续远离战争或者做个安份守己的良民，甚至还会主动去当汉奸。
他不想再和他们讲道理了。有时候，你用强硬的手段反而比文明更管用。
老板终于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他努力地压抑着不满的情绪，使劲地酝酿着温和的表情，竭力地想让五官发出和解的信号，这让他看上去很可怜，像在雪地里行走的一条老得不能再老的狗一样孤独无助。他比镇长聪明，没有等到丘八把枪掏出来顶在额头上，转换得还比较体面。他的目光像鼻涕一样软软地溜到地上，小声地嘟哝着：“算了算了，算我倒霉，你们不要动我的东西，我自己找伙计干行了吗？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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