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女朋友对我非常用心，什么事情都依着我，生怕我不高兴，只要我有什么困难，她都会想尽办法帮我。
可是，在农村，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地方，真的是人言可畏。
老家的一些人整天说东道西的，对我和我的女朋友评头品足的，指指点点，别说有多讨厌。那段时间，我为了证明我是真正在认真学习法律，在努力实现自己的律师梦想，我流过很多泪，常常在痛苦中挣扎。
不过，不管我如何的努力，就是没有人支持我，相信我，都说我异想天开，嘲笑我、讥讽我，否认我的一切，说我是白日梦。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时候，我们家乡属于交通极为不便的丘林地带，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通，又没有电视、报纸看，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律师，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当律师，这也不奇怪。
只不过，好奇害死猫。他们的好奇、不信任，给了我莫大的阻力。硬是把我好好的折磨了一番，让我不得不对他们感谢！
不管怎样，他们越是认为我不得行，我越是不停的努力；他们越是议论我，我越是要给他们挑战......
当然、当然，我实际上不是在跟他们挑战，而是在跟我自己挑战。
我经常把学习资料拿出来在大庭广众下大声朗读，就要让他们看到我在认真的学习，我就要实现自己的律师梦；我经常把女朋友带回家，专门到处去转悠，做出很亲密的样子气那些说我闲话的人。
在公众面前，我就是要跟女朋友牵手，就是要拥抱，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议论呢。
说实话，我自己知道，其实我也不是省油的灯。
就说那次吧，我在地里干活，好像是翻耕玉米地，口渴了，女朋友给我喂开水，一不小心泥土掉进眼睛里面，在女朋友给我用嘴吹的时候，我就在地里，大庭广众之下，一把将女朋友拦腰抱住亲吻，惹得四周干活的村民都放下手中的农活，奇怪的盯着我们，目不转睛的像看稀奇一样看着我们。
当然，这后来也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当时的社会，特别是农村更保守。人们所知道的，看到的毕竟有限。加之，那时流行一种读书无用论，人们真的不知道社会会怎么发展。
学生在学校，基本上没有课外读物，也不允许有课外读物。要是有同学看课外书籍，一定是要被没收和处罚的，弄不好还要通知家长到学校接受老师的教育。
那个时候，让学生们非常好奇的一本名为《少女之心》的书在学校流传很广，当时我只是听说过这本书，至今没有阅读到，就相当于传说。
后来，我专门对这本书进行了一些了解，原来《少女之心》开始在民间传抄的时间最早约是1974年。这本《少女之心》一开始就属于被查抄的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书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
这本书，有人说就是一本青春期爱情小说，承载了1970年代一代人的性启蒙集体记忆，许多人冒险传抄，偷偷阅读。
为此，《少女之心》成为了人们心中隐讳而又心生悸动的青涩回忆。
据说，北京某图书馆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白先生，曾为这本书的出版费尽周折，一直为《少女之心》不能出版感到遗憾。
白先生曾经告诉记者：“我手里的《少女之心》就是讲述了文革时期很单纯的一个青春期爱情小说。露骨的，充满情与色的内容很少很少，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对这种事情就是朦胧的。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根本不是一部黄色小说。”
白先生强调说：“这一本1万字左右的手抄本，在当时并不只有一个版本，但基本都是描写一个少女和一个少男摸索性生活的情境，而里面大量的性活动描写也成为当时它比别的手抄本流传更加广泛的原因之一。”
为了能出版这本《少女之心》，白先生进行了大量的民间搜集，过程并不顺利，在整个搜寻的过程中，他一共找到了7个版本的《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手抄本，文中的大体故事情节趋于一致，但其中涉及的性描写却不尽相同。
直到有一天，一位长期在中国研究“文革”现象，并收藏大量“文革”文物的丹麦女记者叶凤英找到了白先生，拿出了一本几年前在书摊上买到的《少女之心》，请求帮她鉴定真伪。透过这本《少女之心》说明，整部小说实际上是署名“小思”的作者在坐牢时所交代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定名为《少女之心》。
白先生告诉记者，曾经在“文革”时看到各个版本《少女之心》的人都知道，那时的故事情节似乎并不重要，倒更像是一部青春期的性教育手册。
然而，丹麦记者拿来的这本《少女之心》中却并没有任何性活动场面的大胆描写，有的都是一些用类似日记体写成的青春回忆以及《少女之心》流传前后的生活原景，文笔略显生涩。白先生意识到，之所以在后来的众多版本中出现了内容各异的性的描写，可能是在传抄的过程中被不同的人加上了“黄”料而已。
正是这本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少女之心》，作品里面涉及到很多性描写，后来新闻出版署发文禁止《少女之心》出版发行。因此，这本书再次被神秘化。
对于《少女之心》的真正内容，我也是后来看到有关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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