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卢业伟和蒲永江的谈话:
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是不是在陈怀仁家打麻将了?
蒲:是啊。
卢:在陈怀仁家打麻将的还有谁?
蒲:还有李正林和索大友。十一月六号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索大友到屠宰场来找陈怀仁,陈怀仁就让我和李正林下班后到他家去喝酒,喝完酒以后搓几圈麻将。
卢:麻将打到什么时候?
蒲:打到凌晨三点左右。
卢:你赢钱还是输钱了?
蒲:我不赢不输。那天晚上,索大友的手气特别好,陈怀仁和李正林输了三十几块钱,李正林输得最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资标准比较低,每个月也就二三十块钱。三十几块钱的输赢不能算小了。
以上的谈话记录是由陶家的社会关系图牵引出来的,让我们还回到陶家的社会关系图上来。等介绍完陶家社会关系以后,再说另外几份谈话记录。
戴顺利,陶为良的好朋友,也是小学、中学同学。年龄四十四岁,和陶为良同龄。现在在建邺区烟酒公司当总经理,下辖三个门市部,还有一个酒厂。戴顺利原来是一个剃头的,因为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他初中毕业就拜师学艺,当了一名理发师。一九六七年,他鬼使神差地扔下剃头刀,戴上红袖标,成了一个造反派的小领导,半年后,当上了区革委会副主任,时势造英雄,戴顺利算是悟出了这句话的真谛。前面,笔者曾经提到过一个情况:陶为良的妹夫余伟杰,在晓庄师范学院当助教,为人思想激进,经常说一些不满现实,批评时政的话,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反映社会阴暗面的文章,所以,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游街,陶为良就请区革委会主任解解放喝了一次酒,并帮他换了一个大套的房子,这才使余伟杰得以脱身。现在,大家应该知道陶为良是通过谁和解解放搭上关系的了。对,就是通过戴顺利和解解放搭上关系的。
戴顺利从小不爱学习,但喜欢和学校里、街道上、里弄里的捣蛋鬼在一起混,一起耍,戴顺利鬼点子特别多,胆子尤其大,他敢闯,还不怕死,又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捣蛋鬼们都听他的。戴顺利带着十几个小混混把几条街上的人闹腾的不安生,是一个人人痛恨的魔头。无产阶级那个文化那个大革命一开始,戴顺利觉得机会来了,他领着一班狐朋狗友,开始了他的事业,当时,匆匆忙忙组建起来的区革委会,正需要人手,很快,他成了一班造反派的头,而且队伍越来越壮大,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戴顺利组织了三次批斗会,批斗对象是一个是大学教授,两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亲自指挥了两次抄家活动,抄家对象,一个是荆南农业大学的副院长,一个是资本家,这两次抄家活动,收获颇丰,戴顺利暗示一个心腹将抄到的东西留下了一部分。这部分东西后来就成了他们的活动经费。因为这次抄家尝到了甜头,后来,戴顺利特别热衷于抄家。有时候,戴顺利还给手下发薪水。当时,在区革委会的领导下,一共有四个工作队,四个工作队中,戴顺利的工作队干的最欢,最出色,而且手下的人越来越多,不久,一部分红卫兵也投到戴顺利的旗帜下,市革委会也需要戴顺利这样的干将,几个月后,戴顺利被提拔成区革委会副主任。所以,戴顺利和解解放谈余伟杰的事情的时候,解解放立马答应了。
奇怪的是,在区革委会副主任干的正欢的戴顺利,在一九七二年四月成了烟酒公司的副经理,九月,成了这家公司的第一把手。一九七一年秋天,戴顺利被安排到烟酒公司当了工宣队的队长,之后,工宣队撤走了,戴顺利留在这家公司。
郝队长和戴顺利见过一次面,郝队长和戴顺利见面,不是怀疑戴顺利——以戴顺利和陶为良之间的关系,他不可能和陶家的案子有关联,郝队长找戴顺利,目的是想从戴顺利的口中寻找线索(所以,没有谈话记录,关于戴顺利的情况,是郝队长口述的),戴顺利和陶为良从小玩到大,什么人和陶为良有深仇大恨,戴顺利应该是知道的,凶手肯定是和陶为良家有深仇大恨的人,凶手肯定是隐藏在陶为良社会关系中的某一个人,深仇大恨有两种,一种是放在桌面上的,这是显性的,一种是藏在桌子下面的,这是隐性的。人对人的伤害,有时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所以,才要在戴顺利的口中去寻觅——这才是郝队长找戴顺利的真实目的。
在郝队长的印象中,戴顺利确实非同凡响,这个在混混窝里和官场上厮混过的人,混混气息和官僚做派融为一体,混混身上的流氓气和官僚身上的精明全写在他的脸上,郝队长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戴顺利应该是在官场上颇有心得,提升很快,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又知道进退的角色。
但郝队长没能从戴顺利的口中寻觅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戴顺利提供的信息没有超出郝队长之前掌握的信息。
唐旭东,陶为良的高中同学,年龄四十五岁,比陶为良大一岁(初中的时候,曾经留过一次级)现在是曙光电影院的经理,陶为英和戴顺利都提到了这个人。原因有两个:第一,唐旭东和陶为良走得很近,陶为良曾经帮唐旭东换过一套地段比较好的大房子。唐旭东经常请陶为良单位的人看免费电影,陶为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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