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我反复劝说他，结果都被他强硬的话回绝了。关于不让他去的事，我只好作罢。
我们俩到达大连已经是第二天中午，刚一走出车站，我就看到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挂着军牌的吉普车。见到我俩，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人，这人我还认识，正是在鬼湖解救大家的师长——张伟。
见到他，我挺意外的，按道理军区一个师长，官职已经很大了，没想到亲自过来接我们俩。
他上来先是跟我三舅客套了几句，显然对地质界的老前辈，还是充满敬意的，对我简单的问了一声好，我们几人便坐上了车。彭先生队伍驻扎的地方，并没在大连市区，两辆军用吉普从中山区，穿过甘井子区，穿过了一条修建一半的隧道，最后到达了旅顺。
彭先生把营地放在了旅顺，让我觉得并不是随便放的，他应该有着某种寓意，在提醒大家，提醒着存有一腔热血的男孩！
旅顺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的有名，它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
它有名的原因并不是它的地理位置。而且日本人在那里进行的鲜为人知的暴行。
1894年11月21日至25日，旅顺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两万多手无寸铁的中国无辜百姓，被丧心病狂的日军嗜血屠杀，全城仅有36个中国人活了下来。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幸免，是由于需要他们掩埋死去的同胞。
1894年7月25日，久已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在黄海派军舰偷袭清军高升号运兵船，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11月21日，日军攻陷海防要塞旅顺。
日军以“胜利者”姿态闯入旅顺的第一刻起，恶魔般的杀戮便开始了。许多目击者记述了当时大屠杀的真相。
当时，美国货轮“哥伦布号”为同日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被困于旅顺口，英国海员詹姆斯;艾伦亲历了这场灾难。
1898年，他在回忆录《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中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跪下磕头的、苦苦哀求的、躲藏的、逃跑的，迟早都要被杀掉.....从市街的入口到码头的十余条街道之间，死尸累累堆积如山，房前屋内无处不横躺竖卧着尸体，腥风冲鼻，血流滑靴，许多地方只能踩着死人方可通行......凡是想从海上逃离旅顺的居民，所乘船只全部遭到鱼雷艇的追击和来自海岸的枪射，不是沉没便是触礁，海面上漂浮的尸山就像旅顺港里似乎有很多鱼群一样......”
如此丧心病狂的嗜血屠杀，竟然通宵达旦地持续了四天三夜！在日军的刀光枪响中，两万多条性命瞬即化为冤魂，旅顺城俨然成为一座死亡之城。
英国法学泰斗胡德兰博士在其著作《中日战争之国际公法》中曾披露：“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只剩36人。
这36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的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幸免。”
鲍绍武、王宏照二人就是当年被抓去抬尸的。鲍绍武在1963年接受调查时叙述了日军疯狂屠杀的暴行：“当时我家有九口人，日本兵踢开门就冲进屋里，见人就杀，我躲在天棚才得幸免。下来一看，全家人都被杀死了……我们在收尸时，亲眼看到了同胞们被害的惨状。在上沟一家店铺里，被鬼子刺死的账房先生还伏在账桌前。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躺着一位母亲和四五个孩子的尸体，大的八九岁，小的才几个月，还在母亲怀中吃奶就被鬼子捅死了。许多人都死在自己的家门口，他们都是在开门时被鬼子杀死的。死者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
王宏照在1951年接受调查时说：“有一天，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4具死尸往旅顺送。我到旅顺一看，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人，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在柜台上，有的被大开膛，肠子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铺满了。
日本兵烧杀抢掠，还残害妇女。在一家钱庄，柜台上的木栅栏上面插着好几个人头，一个小孩子被钉在墙上，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日军疯狂屠杀旅顺无辜百姓的同时，还处心积虑地掩盖罪行。
早在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就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露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
8月1日，中日宣战的第二天，内务省即宣布对甲午战争相关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稿件均须送呈指定警保局，加盖“审查批准”印戳后，方可发表。凡被认为“有污点的事件”，一律“禁止刊登”。
为进一步“统一新闻口径”，9月中旬，日本又颁布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日本报刊的记者只能到设在广岛的副官部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对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还下达了极端严苛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即押遣回国，给予重罚。
在如此严酷的钳控下，日本国内“舆论一致”，“捷报”连篇累牍，备受蒙蔽的民众沉浸在军国主义的狂热蛊惑之中，情绪亢奋。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在旅顺的暴行，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最早向世界披露了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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