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中年负责人看到我们这样的架式，马上说：“诶，你们可别在这里打架，否则我叫保安了！”
我气愤的把刘大良拉出去，不要看这孙子看着结实，其实是虚胖，身体还没有我好，至少我前一阵子健身把腹肌练出来了。
我想了一想，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既然票房款还要到下一个月才能到帐，那么我至少可以跟院线这边商量一下，至少留给备份给我们其他两方。
那个负责人想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这个提议。因为怎么说我也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想要看一下款项明细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接下来，我还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赌他们会如约拿钱给我，这当然是最好的结局；另一个是他们到时候翻脸无情，我得提前做好准备。
不怕正人君子，就怕卑鄙无耻、落井下石的小人，我得提前好准备，免得到时候结果出来，吃亏的还是我。
刘大良骂骂咧咧的跟我分了手，我想从今往后我都不太可能再跟他合作，是时候想清楚自己的事情了。
为了以免万一，我先找顾思影帮忙，她自己成立了工作室多年，对这方面挺有经验，她给我介绍了一个业内挺有名气的会计，如果到时候公司不给我正常的分成，那么我可以起诉他们。
而另一方面，又叫律师给我看了一下，如果我跟公司那边真到了水火不融，闹上法庭的地步，那么我要付给公司一笔赎身费，初布的预计大概是一千到一千五百万左右的金额，但是现在我这笔钱可拿不出来。
其实不光是这一笔钱，现在就连我的生活费和工资，公司里也没有出一毛钱，我隐隐约约已经嗅到不好的感觉，预感到公司那边打算跟我彻底闹翻。
好在我并没有跟刘大良说的那样穷，因为我不是一个奢侈爱挥霍的人，手头上还有个一两百万的生活费，倒还能让我撑一段日子，但如果我真的要跟公司闹上法庭，只怕这一两百万还不够我的诉讼费和律师费。
世间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不一定会按照你预想的那样美好，却有可能比你当被猜想的还要糟糕。
到了第二个月，院线那边果然把所有的票房收入都打到公司的帐上，总共十九亿多，就算三家平分，我至少也可以分到六个亿。然后，公司居然一毛钱也没有打给我。
我打电话给红姐，没人听；打电话给大老板，大老板也没有接电话。
虽然这情况我不是没有猜想到，但当事情真的这样发生时，我心里面还是忍不住的感觉到冰冷。
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不需少落井下石和卑鄙无耻的人。
见他们不接我电话，我二话不说，直接给他们各自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无非是你们再不接我电话，不把应给我的款项打给我，那么咱们明天法院见。
或许是我的这一条短信真的对他们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大老板很快就打电话给我，先是解释自己正在开会，所以没有接听我的电话；又向我解释，财务那边正在核算，到时候会把我的钱分给我的；还有，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克扣我的钱，顶多就是红姐因为跟我之间有一点儿恩怨，会叫财务方面的人来卡一卡我。
但是对于大老板说的这一套，我根本不相信，他好歹也是一个公司说得上话的大老板，做起事来怎么会由一个公司经理说了算？而且他如果真的那么看重我的话，就不会上次见面的时候把红姐也带过来。
我不想听他胡扯，只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能把我的钱给我？”
“这大概需要十几天吧。”
“什么？十几天？”我在电话里面忍不住怒吼起来。
大老板见我脾气上来了，马上又换了一种口气对我说：“十几天只是一般程序，至少这么大的一笔款项，核算还有交税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如果你嫌慢的话，我可以催一催他们，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总要给我吧。”
“好，就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一个礼拜拿不到钱，咱们法庭上见！”说完这话，我挂断了电话。
然后红姐打了几个电话给我，我都没有接。
既然我已经跟大老板商量好了，还跟这个女人说那么多的废话干什么？一切的事情和矛盾，都不是这个女人引起的吗？
其实我刚开始并不想跟公司搞得那么僵，都是安红这个女人没事找事，老是喜欢无事生非，其实我只是想在出名之后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选择其他的更适合的角色，可以尝试不同的戏路，还可以参与电影的拍摄和投资，可这一切在这个女人看来，都成为了一种不听话和冒犯她的表现。
她想要的是一个刚刚入行时的杜旺龙，对她的话言听计从，没有自己的判断，一切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但是这样的杜旺龙，已经不存在了，当我有了一点儿自己的想法，这个女人就说我忘恩负义，开始对她不尊敬，不服从公司安排，甚至说我耍起大牌。
而我对“耍大牌”这个词的理解，一般都是说某某明星对粉丝、观众或是记者耍大牌，从来没有听说过艺人会对自己的公司耍大牌。
其实我和红姐最终的导火线，是因为我友情出演并且投资了一部文艺片，那部文艺片公司并没有赚到一分钱，而我甚至还投了自己的钱给这部电影，当时红姐看死了文艺片没有市场，而且她也不相信我随便拍一部电影就可以拿到国际上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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