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新：也不一定说是一件坏事，可能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是交学费期，或者说是成长期。现在这种多元化的情况可能正是一个市场要重新进行盘整，但关键是有人可能会折在里面，到最后可能有人就看明白了，这东西根本不值钱。艺术品泡沫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前太穷了，那会儿什么都不敢买，只要能解决温饱就可以，现在中国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达到四五千美元，它就需要一种释放，我觉得艺术品热倒也符合中国的现在状况，你想啊，如果说房子你有了，车子你有了，又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买，那你干嘛呢？可能你就要进行一种文化的消费。
郎咸平：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钱如果投入到实体经济，对国家的贡献更大，就像欧美现在一样。但他没有做这样的选择。
骆新：郎教授，我知道您的观点，您一直在说，我们有大量的钱，但没有投到真正能够拉动经济的环节中。我们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炒。
郎咸平：对，所以现在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企业家能够静下心，好好做上五年、十年的研发，开发出产品之后再去市场销售，这种人已经找不到了。那种能够做快速消费品的，就是能现买现卖的人已经算是好企业家了，最可怕的是像温州这些企业家，连做都不愿意做了。
王牧笛：我们还有一个担心，就是一旦艺术品收藏这个泡泡越吹越大，涌入的国外藏品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资本输出之嫌。
郎咸平：当然。
王牧笛：比如说日本，日本的画商做了一个估计，日本当年50亿美元购入的画作，现在只能卖到14亿美元，从50亿到14亿，亏了这么多钱。
郎咸平：差不多亏了70还多。
王牧笛：回到我们开始说的问题——理财，艺术品看似是一个理财的捷径，其实是不靠谱的，我们有日本这个前车之鉴，英国的《每月电讯报》曾经针对日本的艺术品泡沫做了一个评论，它说日本人终于痛苦地看到当年趾高气扬用天价从西方买回去的世界名画，大部分以远低于原价的价格重新回到西方收藏家的手里。等于说转了一个圈，钱都被西方人赚走了。
现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中国近十年来国内的现代艺术品，也就是现、当代艺术作品的价格非常高，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买明清时代的画的价格远远比不上现、当代艺术家的画，比如说现在还很活跃的一个画家刘晓东，他有一幅《三峡》，一下子就卖了2000多万。
郎咸平：对，像清朝中期的瓷器，它的价格都很低，甚至几百块的都有。
骆新：但是清代的瓷器在中国的价格跟在西方的价格基本是一样的，这就正常，收藏家都认为它的价格是合理的，没有泡沫，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以差不多的价格到处流通，因为这是它的真实价值。但是中国现当代艺术也有一个非常之特别的情况，就是它在国内被炒的价格极高，但是你拿去西方拍卖的话，西方并不认这个价格。
郎咸平：为什么会炒这么高呢？
骆新：我个人认为，这个还是跟我们整个社会的浮躁心理有关，人们都是想能捞多少捞多少。
郎咸平：就想走捷径。
骆新：对。我认为这个艺术品收藏跟成功学有很大的关联，比如说我到什么地方发现一个东西，我100块钱买来的，然后我转手就卖了10000块钱，那大家就会说这个人太伟大了，太厉害了。
郎咸平：我们不会批评这个人，反而会认为他伟大。我上次在飞机上碰到一个德国的企业家，他家四代都做装订书的那个订书针的针头，就那个玩意儿他们研究了上百年，这在我们来看，不就是一个“傻冒”吗？为什么不想办法赶快上市呢，那样不就可以圈笔钱了吗？圈了钱买个房产，买个艺术品不好吗？德国人根本不这样想，他就是兢兢业业地做他该做的事，这种人在我们中国叫做傻冒，在德国就是德国的民族精神、企业精神。我到德国的博物馆去看，发现那里很多地方摆放的都是机械，比如水泵，摆了几百个水泵，德国人在看水泵的时候是真的看，而不是走马观花，他真是在研究，德国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脚踏实地的民族。我们不一样。
王牧笛：我们的博物院里基本都是瓷瓶和书画。
骆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造假技术很发达，这些赝品也导致真品的价格不断上升，当人们认为假货都能卖出天价的时候，那人们的心理预期就会增加，人们就会认为一个真品应该值这么多钱，因为只有这个价格才能保证它不是假的，中国人会有这样的心态。比如说一个假货，如果他卖了几万块钱，那这个卖1亿元的一定是真品，他可能不一定是为了炒，而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感变相地成了炒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牧笛：再加上有各种基金在炒作，你看，这么脆弱的一个艺术品市场，现在全球有超过50家主流银行已经开始建立艺术品投资基金，我们中国这边的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华夏典当行都推出了各种艺术典当金融服务。有消息说最近一段时间，有1000亿的热钱流入中国艺术品市场，开始炒作，各地的拍卖会都开始风起云涌。当年日本人一提起索斯比、佳士得这两大拍卖行就担惊受怕，太多人因为这个倾家荡产，那个梦魇至今还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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