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就是因为我们缺这个，所以才有排行榜。
李银：但您知道吗，2004年的胡润富豪榜里面只有四位上了2006年的慈善榜。
王牧笛：对，那个富豪榜的前十位跟慈善榜的前十位完全不重合的，是分别不同的人。
李银：中国慈善捐款总数的75是国外的，然后10是民间的，15是来自富人阶层。如果平均下来的话，中国人均慈善捐款的数额是美国人均的五千五百分之一。
郎咸平：还有更有意思的，1999年以来全国红十字系统共筹集了15亿元的款物，对5000多万灾区群众进行了救助，这样算下来，我们发现每一个人接受的救助是30块钱。还有连续7年展开的“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共投入2.5亿多人民币，在元旦、春节期间为94万多户，大概524万人送去了关爱和温暖，我们算了一下，平均每一个人在春节期间接受的救助是47块钱。你说这种捐助有什么用？我们这个捐助不但无效，而且走入了歧途。最有名的慈善家——钢铁大王卡耐基说过，你不能够把这些捐款零零碎碎地分给老百姓，分完就没有了，你必须统筹使用。但是对于统筹使用基金的管理办法、政府的监管、透明度，还有捐款的渠道，在我们中国都是缺失的。
李银：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进步，就比如说，我不是说我们自己的单位好，而是说一些比较好的媒体机构，他们看到那些贫困的情况会自发地组织一些企业真正做一些事情，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说依靠某个企业的单个行为去做的话，它的力量就不足够大。而我们说的慈善并不仅仅是捐款而已，巴菲特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他们除了捐款之外还做了很多实际的运作，这一点是我们要看到的。
郎咸平：那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我们现在根本就不存在这个。
李银：中国的企业家还仅仅是在捐款这个最低的阶段，他们还不知道慈善是要有阶段性、有规划去做的，所以我们需要比尔·盖茨或巴菲特能够给他们这样一个引导。
王牧笛：所以说现在中国要从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从个人慈善走向组织慈善，尤其是现代慈善。中国慈善产业的透明化、标准化、规范化的问题是现在最大的一个软肋。
李银：像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包括在企业里工作的，他们其实不算高层，大概是中层经理级别的，他们在自发地做义工，也参与一些志愿者的活动，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进步。
王牧笛：所以今天我们等于从两个维度来谈慈善这个关键词，一个是从历史文化传统，另一个是从制度建设或者渠道建设，从这两个层面看下来你会发现，中国的富人阶层要在慈善领域大有作为的话，就需要一个系统。
郎咸平：包括刚才你聊的义工，在美国做义工的话，比如说学生做义工，按照他做义工的时间长短，可以相对地减免他的学费。而且在他申请大学的时候，做义工还是一个有利的指标，大学更愿意收这样的学生，因为你对社会有贡献。当然我们这里都没有了，你做义工做多了以后就可能会成绩不好，你就考不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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