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所以为什么说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被买通的?就是因为你又是监管者,又是执行者。
邱震海:对,应该由你制定游戏规则,我来执行游戏规则,我们两个完全独立,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法律来判别。
我们为什么恐慌
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大概只有3.27,这显示中国人整体科学素养偏低,在与2001年的欧盟15国、美日等国比较时发现,中国人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排名倒数第一。所以说,正是因为科学知识不够普及,造成老百姓的盲从心理。
王牧笛:跟这个健美猪、瘦肉精放在一起,你会发现ngo这个组织最近在这两个事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那个科学松鼠会现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微博。
郎咸平:最有权威性是吧?
王牧笛:是一些年轻的科学家搞起来的一个给中国人普及科学常识的组织。比如说抢购食盐的时候,它会去解释食盐跟碘辐射之间的关联。
郎咸平:比如说食盐,真的要想达到防碘辐射的效果,你每天要吃6.6斤的盐,你怎么吃?那些抢购盐的人就很愚昧。
王牧笛:现在在食品安全这个领域上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国现在是一个很需要常识普及的国度。没有常识,就意味着谣言会满天飞,政府哪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来辟谣,更何况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不辟谣还好,大家可能不相信,但是一辟谣,大家反而有可能相信。这就是刚才邱老师说的公信力,现在是严重缺失的。比如说2010年有个事情,北京市的一个小学生叫张皓,他发现了那个蘑菇被漂白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北京市的食品安全办公室说这个食用菌合格率97,中国食用菌协会在媒体上表示说不相信这个小学生的实验结果。但是在网络上的调查,1000多票是赞成相信小学生,8票认为相信工商局,你看这个比例。
邱震海: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有一个理论是说,中国是巨大的成就跟巨大的问题在赛跑,当然我们后面一定要加上一句话,要不然政治上不正确了,就是巨大的成就一定能够跑得过巨大的问题。
郎咸平:这个话我们可以给你播出来,没问题的。
邱震海:但是还有第三句话,就是千万不能由于巨大的成就忽视巨大的问题。这三句话一定要呈一个三段论,才成为“邱氏定律”。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市场跟政府、跟法制的角色三位一体无法确立的阶段了。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当然有它们对中国的限制,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
它一定要完成三位一体的分离,政府就归政府,市场就归市场,法制就归法制。假如我跟郎教授两个人做生意,一个卖2块钱的东西,我愿意50块钱卖给你,你愿意接受,这是我们两个的事,是市场规则,就是说市场应该让市场自己来完成。当然旁边的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制定游戏规则,同时应该有一个独立的法治来监管这个游戏规则。
王牧笛:而不能说你裁判员下场去跑步,当运动员。
邱震海:就是先把行政体制好好地改好,一个匹配于市场经济的、有效率的行政机制,然后上帝和恺撒是各司其职的。
郎咸平:我觉得这还是下一步,第一步应该先搞一个《吹哨法案》。
邱震海:《吹哨法案》搞出来,关键还有一个执行。
郎咸平:也对,但是先搞一个《吹哨法案》,让老百姓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做起来相对容易。
王牧笛:我们的担心是《吹哨法案》又像那些个《食品安全法》、《食品质量法》一样,成了林林总总中的一个。连《食品安全法》的起草者都对媒体说,你们千万不要指望着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就能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邱震海:其实刚才郎教授讲得很有意思,但中国也有中国的特色,咱们现在也不要完全否认。计划经济要否定的,但是以前的体制当中有些可以为今天转型期所用的东西不妨拿出来。像以前咱们有小脚老太太,咱们每个人都学会检举,当然以前是检举阶级敌人,那是不对的。
王牧笛:我们现在检举不法商贩。
邱震海:检举这个东西在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是有一种传统存在的,不能说是贪利。其实在利益的驱动下,我们更喜欢检举,这个是以前的体制留下来的传统,我们也不要完全否认。
比如像我们的“工青妇”,就是工会、青年团、妇联,这些都可以转化为很好的民间团体,我觉得很好。
郎咸平:从民心而言,我们具备这种优秀的传统是不是?
邱震海:我们以前的体制里面也有这种。
郎咸平:曾经我们经过大规模的试验,而且挺成功的。
邱震海:挺成功的。有一个好的机制来进行规范,我觉得至少可以尝试的。比如说广东就可以成为一个《吹哨法案》试验区。
王牧笛:所以为什么说“郎眼”能获评最佳财经节目呢,别的人是就瘦肉精谈瘦肉精,我们竟然谈出一个《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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