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领导的商人,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
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启废禅让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1]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却不能叫“三朝”。
事实上,夏商周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之前,是漫长的成长期。
催生这古老文明的助产士是夏启。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又叫“夏后启”。夏是国号,后是王衔,启是人名。后,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诞育者。在传说中,正是夏启这位诞育者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华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不装的是夏启。
按照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老规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萧规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更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从周武王到汉武帝,其合法性岂不也都成了问题?
只好打圆场,说明“事出有因”。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了,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2]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根本,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益的实力大大超过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早就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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