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原因是,朝鲜有一个特别怪的规定,用我们的话来说很有意思,就是只有更年期以后的妇女可以搞市场经济。为什么?因为他们规定,年轻健康的妇女必须干社会主义,45岁以上、没有劳动能力、不能给共产党和国家干活儿的人才被允许干点儿小买卖。结果没想到,几年以后,这批妇女反而发财了,最后成为所谓资本主义的代表了。币制改革就是要用新钱的一块钱换老钱的100块钱,而且要说清楚钱的来路,这样一来,就把这些妇女的钱洗干净了。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光发生在朝鲜。1975年,越南共产党夺得政权以后,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曾经搞了三次币制改革,每一次都是用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
也就是说,光有市场还不够,还要看市场的结构。如果市场结构是充分竞争的,企业增长的空间就大。如果只是表面上有个市场,但是竞争度不够,那么,不管市场规模的统计数字有多大,企业都成长不起来。
朝鲜也好,古巴也好,包括我国“文革”的时候,你可以说有多大的市场,但它的市场结构完全是公有、国有主导的。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增长的天花板非常低,根本不可能成长。
所以,我们看企业增长的极限,不仅要看市场规模,还要看市场结构。房地产调控以后,我、任总(任志强)和很多人都特别强调市场化导向,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化导向?因为不这样做,企业的增长极限就到了。所以,不能光说市场有多大,还要看市场的结构,特别是制度安排和竞争度,越是开放,竞争度越大,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增长的空间就越大。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竞争机制,看清客观极限。企业的增长空间由市场的开放程度决定,自由竞争越是激烈,越有利于企业扩张。
总之,我们要了解清楚民营企业增长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就是两条:第一,规模足够大;第二,竞争度足够高。我们不怕竞争,就怕不让竞争,说这事只能国家干,你不能干,那你就没戏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要扩大竞争,同时要推动开放。有了开放和竞争,民营企业的增长就是无极限的。所以,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责任,就是想法让政府相信,开放和竞争对政府、对社会是有好处的。这就要求我们理解市场究竟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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