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辜振甫是海基会首任董事长,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著名的“汪辜会谈”,很了不起。他们家早期和日本人有点儿关系,后来卖了土地,进城当了资本家,做了台泥(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他和国民党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为两岸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半商人半社会活动家。这也是一种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由此看来,在制度的限制下,我们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只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力转化成资源。这种方式很危险,因为你要给权力回报,除了金钱的回报,还有民心的回报,这都是回报。
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公开市场获得资源。如果股票市场不好,有各种禁忌,比如不让你发股票,那你也得不到资源。
第三种方式是私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比如朋友之间有困难,你找我,我找你,这也是一种获取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决定了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要和政治家保持某种关系,当然,一定要避免风险,但这非常困难。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心得。万通始终保持一种状态-我们只是“精神恋爱”,不“上床”。因为“上床”没悬念啊,不是你生气就是我不开心,但“精神恋爱”永远都很好,你欣赏我呢就帮帮我,不欣赏我呢我也不得罪你,彼此保持尊重。
拉拉手行不行呢?拉拉手也有危险,因为如果手拉得重了,就可能倒在对方怀里,倒在怀里再坐下来,那就要乱了。所以,马云说坐怀不乱的原则,是不往怀里坐。我曾经到柳下惠的家乡,他们那儿有个节日,相当于“作风正派”节,说他们那儿的人都作风正派,坐怀不乱,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乱。他们说得比较调侃,说因为那时候太冷,都穿着棉袄,所以不乱。我说,如果身强力壮,即使穿着棉袄,他也得乱。
马英九的方法是绝不坐在怀里,不给乱的机会,不是说身体不好,而是不去危险的地方。我们的“精神恋爱”也是这样,避免你坐到那儿,坐到那儿就乱了,即使你不乱,他也会乱,总会出状况。
三是和资本(国有资本)的关系。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钱和钱打交道,到底国有资本占多少好呢?我认为,让它做第二大股东最好,做第一大股东你会很麻烦。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请了一个商务部的人来给我们培训。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会请人来培训,培训什么?培训所谓的“走出去”,也就是海外投资。给我们培训的人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你们当时“走出去”,去纽约做中国中心是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做的。我吓了一跳,后来想起来,我们当年报批的时候,人家说非得国企才行,所以我就把我们的第二大股东泰达临时变成了第一大股东,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个记录改回来。所以,这人一说,我们赶紧把它改了回来,不改回来,以后拿我们当国企监管,那就麻烦了。开个玩笑,那就相当于“天上人间”的“小姐”去妇联上班,怎么都不是人了。所以,一般来说,让国有资本做第二大股东比较好,如果你让它做第一大股东,那你最后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会被它折腾死。而且,它折腾你这事是没有人负责的。比如你跟一个人打架,他把你打伤了,你的家属可以找他要医药费,这事有人负责。但国企把你折腾死是没人负责的,医药费是没人出的。所以,让国企做二股东、三股东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要让它做最大的股东。
治理和利益的平衡
第二方面的问题,和民企的关系,就是你究竟是做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还是有一些股份加入。如果有股东,你究竟占多少股份合理,是51、60还是30、20?我相信大家会经常去算。如果公司非常赚钱,那你可能后悔自己的股份太少。如果公司不赚钱,那你可能又嫌自己的股份太多,当时要是有别人来一起分担分担就好了。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永远算不出来的:第一,一辈子赚多少钱算不出来。我可以和大家打个赌,如果让你说你20年以后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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