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引起非常大的怨恨。（坦白说，宋璟这样干是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正义的）
他们不满，但是在正常管道下无法表达。碰巧这时候发生旱灾，而民间传说是因为旱魃的出现，而旱魃出现又常常代表有冤狱，所以就有人想出这么个点子来让皇帝知道。
有一天，李隆基在看戏时，戏上的演员突然扮成旱魃的样子出来，这时只见戏中的丑角问他：
“你怎么出来了？”
“是因为相公（唐称宰相为相公）的缘故啊！”扮演旱魃的演员这样回答。
“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清楚！”丑角又问道。
“现在有三百多人被羁押在狱中，有冤难伸，我这个旱魃也就不得不出来了！”
李隆基听到，心念一动，叫人去调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么一件事，于是对宋璟开始不太满意。
而不久后，宋璟跟苏颋两人又上疏请求严格禁止恶钱流通。因江淮一带恶钱最为泛滥，所以宋璟派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严格取缔恶钱，要求不准使用。萧隐之前往后，雷厉风行，激烈打击恶钱的使用，结果让当地市场的商业几乎停止运作，不但打击富豪商人，市井小民也深感不便，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反对的声浪不绝于耳。李隆基于是贬谪萧望之，并让宋璟跟苏颋下台，宋璟转任开府仪同三司，苏颋转礼部尚书。
事实上恶钱在历朝历代凡是有铸币的都会发生，西汉的五铢钱的恶钱据说轻薄如纸，被戏称为“荚子钱”（意思是指跟豆壳一样轻），但是唐代确实特别严重。那恶钱是怎么产生的？
（连载更新）
司马迁货殖列传有一段话，可以说明商业市场的本质：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段话其实很像亚当斯密斯（adah）在国富论提出的，市场是一支看不见的手，透过“它“自然的运作可以让经济最有效率；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时，社会也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恶钱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货币铸造的权利被收归国有，民间不得自行铸造，盗铸货币既然是违法的，那索性偷工减料盗铸成分不足（铜含量不足）的钱币，利润更大。
其次，唐朝在开国近百年后，长期的和平使得经济发展加速，交通的便利及长江以南的大幅开发，让商品经济大为发达，交易需求大幅上升。根据货币理论，在流速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跟交易的总数量呈正比，当商品交易大幅上升时，货币就会不足，货币不足，恶钱就会被容易被接受，跟正常的货币一起被使用。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拿到好钱的人会把好钱收藏起来，而只把坏钱拿出来使用，所以一段时间后市面上会都是坏钱在流通，那怎么办？没关系，一段时间后，百姓都知道恶钱是比较没价值的，好钱是比较有价值的，好钱恶钱就会产生一定的交换，所以恶钱其实对民间影响不是那么大，时间久了，盗铸恶钱的效益就会下降，最后就会趋同于材料+铸造费用，没有太大的利润可图。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处理恶钱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增加政府钱币的供应量，一方面由国家出面管理铜矿，提高铜的市价，降低私铸铜钱的获利空间；以上两点如果能做到，再来加强重罚私铸铜钱的行为，而对于已经流通的恶钱，应该采取公私分离的态度，即在公场合（政府部门收税及支出时）一定使用正钱（开元通宝），但老百姓私下交易时如果采用恶钱，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样一来，恶钱就算不会大幅减少，其价值也会逐步降低，大家就会排斥收取恶钱，而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一定比例将恶钱回收重新铸钱，恶钱就会减少。
事实上在开元六年的时候，李隆基也下令禁止恶钱，同时收集民间的恶钱熔化。那一次的禁钱令主要执行地点是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也造成很大的动荡。市场大乱，生意几乎完全停摆。当时是宋璟跟苏颋两人建议动用太府寺存款两万串，来购买人民卖不出去而政府可以使用的商品，同时也让两京的文武官员预借薪俸（可见长安洛阳是靠政府消费为主的都市，跟现在的北京一模一样），钱提早流入市场，危机才解除。
但这一次的主要禁止地点是江淮一带，恶钱不准流动后，新钱无法有效流入，就造成钱荒，货物无法有效交易，商人蒙受很大的损失（钱收不回来，货卖不掉，资金无法周转），百姓手头没有正钱（开元通宝），也无法买到商品，很不方便。
造成问题后，皇帝没办法，只好替罪羔羊出来，恶钱的事，表面上还是禁止，但实际上大为放松，恶钱当然再度在市场流通。
宋苏两人挪窝后，李隆基点选京兆尹源乾曜当黄门侍郎，并州（山西太原市）长史张嘉贞当中书侍郎，两人都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源乾曜对我们来说是老朋友了，就不多介绍；而张嘉贞能够从并州长史的位置回到中央任宰相，算是很大的提升，为什么能提升这么快？主要是在开元六年的时候，张嘉贞担任天兵军使（天兵军团指挥官，驻扎并州，不过天兵这名字也太好笑了……）时，有人检举他在军中贪赃枉法；政府派人调查，发现不是事实，皇帝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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