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旦是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母后和群臣拥立为皇帝的。他不明白那个已经做了皇帝的兄长是怎么被废弃的，也不明白一夜之间自己怎么就成了大唐皇帝。
他没有看到乾元殿里御林军勒兵入宫刀光剑影那一幕，那是皇帝李显从皇帝宝座上下来的一幕，这多少对李旦是一种保护和关怀，让他再一次避免看到皇室残酷无情的一面，还有母后不容李显分说的最为威严的一面。
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他只能观望，只能等待母后的吩咐和嘱托。
然而，他看到的是母后日复一日的临朝称制，于是，他很快就明白，其实他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做；也终于懂得，那改元称制大赦天下的浩大场面，那率领文武百官重上尊号给太后，都是做给群臣做给天下看的，与他这个皇帝并无多大关系。
这足以使他如释重负，他乐得以局外人自居，打发他的悠然自在的日子。外面的吵吵闹闹，他充耳不闻。
太多的腥风血雨，使他麻木，使他自省。既然抱定与世无争，就要远离是非，远离权力角逐，主动放弃恩恩怨怨。
他看到了一个强势的母后，一个充满自信刚毅无比的母后，而她的权威更是容不得任何人的挑战。李旦十分信服母后，真心希望母后执政。
在李旦面前，母后是一座望而生畏高不可攀的大山，她的智慧，她的超强作为，只能仰之，不可逾越。母后是他的靠山，他可以引以为荣，引以为自豪，但却不需要也不容许他通过母后这座靠山、这个榜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达到任何个人的目的。
就在平息扬州之乱。首辅裴延被清除之后，光宅二年正月，武后宣布还政皇帝。
这使李旦感到吃惊，并为此坐立不安。近两年来母后亲政。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也没有流露过自己要执政的意向，自认为也没有什么任何不当言行引起母后的不满。于是，他坦然请求母后收回成命。
母后不答应，他再次请求，如此接二连三。他知道母后这是在试探他。也是在向朝廷向天下虚与委蛇，做出还政皇帝的姿态。于是，一番母子你来我往的谦让推辞之后，自然是母后欣然接受李旦的请求，继续执政，并为此宣布大赦天下。
皇帝李旦不希望那些大臣为他叫屈，更反对王室成员为他铤而走险。这些年来，他看到了也感受到了宫廷内外发生的一切变故，而这些变故大多都是围绕他这个名义上的皇帝展开，不管是出自个人的私心还是为了维护大唐正统。都未能绕过他这个皇帝。
他能够清醒地看清事态各方的目的和意图，尽管也有自己的个人取向和内心感受，但每一次事态的双方几乎都不会考虑他这个当事人的任何意向，也不会顾及他个人的任何一点情感。他们可以认为，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或者从一开始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要从他这里依靠什么或者得到什么。
他们注重的是事后而不是眼前，眼前的目的无非是各自要把对方打倒，其他的一切都不无关紧要。一切都是以他的名义或打着他的旗号在进行，一切又与他毫不相干，这对于皇帝李旦来说。无疑又是一种保护，因为，他们争夺的结果是把与他相关的一切责任都推向各自的对方。
他不想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的特殊身份不容许他表露任何的个人情感和倾向，知道无论怎样说怎么做都不能平息事态双方，只会招来是非，挑起更大的事端。
这对于他来说虽然是痛苦的，却又不失为一种最好的选择。他只为别人向母后求过一次情，那是刘祎之出事之后的一次求情。
不是刘祎之恳求他的。而是他主动为刘祎之说情。刘祎之早先是他最为尊重的侍臣，也是他的恩师，他不忍心自己恩师为自己遭受磨难。
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母后的宽容和答应，这使他很失望，也使他很难过。其实，他哪里知道，那时候的刘祎之已经同母后做最后的决裂，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帮助，当然也就不希望他昔日的主子今日的皇帝为他说情了。他不想为刘祎之开脱，也不能简单地评判母后，
宫廷的是是非非不是靠某种特定的说教来评定。然而，撇开是非恩怨，就人格而言，他也为刘祎之能在关键时候保持大节而感到欣慰。他只能保持沉默，也不需要表态，其实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光宅元年，三阳宫内，武后身着宽松的便服，端坐在暗红色的软塌上，坐在武后对面的是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这是一位以儒将著称，饱读世书、智勇双全的老臣，自贞观以来一直身居要职。
显庆五年，刘仁第一次带兵出征百济，歼敌万余人；龙朔二年，在倭将毛野稚子等倾举国精锐向新罗发起进攻时，刘仁轨又奉命同其他将领带兵出击，苦战二十天，取得四战四捷的辉煌胜利。
战后，刘仁轨奉诏勒兵镇守百济；面对百济合境凋残，僵尸相属的局面，他收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收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百济余众，各安其业。
咸亨五年，为鸡林道大总管，东伐新罗，刘仁轨率兵径度瓠庐河，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以功进爵为公。望着这位比自己年岁大二十几岁、饱经沧桑的老人，武后不由自主地产生几分敬重。
“正则老身体可好？”武后举目，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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