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四军成立之初，在江南的部队归顾祝同第三战区节制，在江北的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
抗战初期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了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从1939年夏天开始，在其内部文电中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用语。1940年夏天，华中磨擦日趋紧张，重庆军委会办公厅在抄送给军令部《新四军概况》“对策之建议”一节中，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局面，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从此以后，再也不见重庆当局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了。
（二）
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由于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
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蒋介石曾公开向中共领导人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他的一厢情愿被中共所拒绝。经过两年多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或削弱，反而越发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由成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之众，这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华中新四军之所以发展迅速，固然与正面战场国军吸引日军主力，使其暂时无暇后顾，从而给新四军创造了发展的机会有关系，但根本原因是因为新四军得到了敌后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究其原因：其一，国军尽管在正面战场顽强阻敌，但毕竟是丢城失地，节节败退，而新四军迎敌而进，深入敌后，让沦陷区民众看到了希望；其二，国军实行兵役制，强制壮丁入伍，而新四军推行募兵制，宣传、动员敌占区青年自愿参军，保家卫国；其三，不少敌后的国军在曲线救国的遮羞布下，摇身一变而成为助纣为虐的伪军，而新四军绝无成建制伪化的丑闻；其四，新四军所到之处，党政随同推进，成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实施二五减租、分半给息的政策，惠及了贫苦农民，也消除了地主富农“被共产”的顾虑；其五，新四军谙熟避强击弱、避实就虚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其六，新四军作风过硬，军纪严明，而国军纪律涣散，处处扰民，如韩德勤部在苏北，连蒋介石都收到属下密报韩军“官兵全失斗志，军风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苏北民众反誉匪军（指新四军）为救民军，冀早日到达，而苏民困，诚吾人之奇耻大辱”。
以上种种，无不证明新四军在敌后深得民望，这是新四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三）
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论调影响下，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逐步抬头。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机会后，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如他1939年1月6日日记所述：“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在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华北八路军粉碎之后，转而将磨擦重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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