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章）
（三）
还有一个关于陈伯钧的，流传很广、几个版本的故事，在江华、华君武的回忆中都有记载。那是在八路军改编后，即将奔赴抗日前线时，一位旅长到延安去见毛主席，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主席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主席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秋，后来传遍了边区，而陈伯钧本人却直到1944年，贺老总来信质问，才得知。对陈伯钧来说真可谓是饱读诗书，不谙世事。
还有一个版本这样写到：红军改编后，也有个别同志自认为部队是“正规国军”了，自己是什么将军了，而忘了根本。从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这一错误情绪。一天，八路军某师的一位旅长到军委参谋部来，他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将校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要见“泽东同志”。那个样子，令人好气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经”地接待他，故意拉长声调地问他是谁？报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装作惊愕地说，红军里有位xxx旅长，没听说有国民党xxx旅长，并问他有无名片？他很潇洒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着名片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见了这位旅长，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以后，毛主席还几次讲过这件事，以此来教育干部，说搞统一战线不能统到国民党那里去，不能学国民党当长官的那个派头。
不过，当时旅长有好几位，不一定就是陈伯钧一人有名片。而且以陈伯钧与毛主席无话不谈的熟悉程度，陈伯钧大可不必多此一举。
按陈伯钧本人的说法是，一九三七年秋，在他任三五九旅旅长期间，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办事人员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团供给处主任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名片一盒，陈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这样做是出于对工作的考虑，当时毛主席并没有批评过他们。
同时，也是在刚改编不久，原定358旅旅长卢东生，因不满同志对他提意见，说他有军阀作风，就决意辞职，要求去苏联学习。使得中央觉得有必要立即整顿部队高级干部的作风。
面对着可能出现的的我军高级干部，在改编后，奔赴抗日前线前，有洋洋自得，忘了自己是人民军队的一员的苗头，党中央、毛主席很抓军队干部的作风，是非常及时和有效的。否则，娇娇之气带到抗日前线，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四）.
向毛主席发名片的是不是陈伯钧暂且不论，但历史事实是：在毛主席和陈伯钧谈话后的第三天，时任党最高负责人的张闻天召见陈伯钧，当面直接批评陈有军阀主义倾向。随后，军委毛主席决定陈伯钧离职去党校学习。
（五）.
就这样，陈伯钧就在几天后就要带队走上抗日前线时，办理了交接手续。这位黄埔六期生，有着超常军事理论素质的战将，毛主席嫡系又嫡系的老部下，只能站在延河边，含着满眶的热泪，送别了出征的，个个斗志昂扬的战友。
但毛主席仍然时刻关心着这位井冈山的老战友、老书友，1942年5月，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毛主席点名派陈伯钧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负责作战事宜。1942年10月，陈伯钧被任命为385旅副旅长，协助王维舟旅长，驻防庆阳。
陈伯钧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除在解放战争中短期担任了兵团副司令、军长之职外，一直从事的是高级军事学校的领导工作。而原359旅的副旅长王震，接替他出任旅长后，带领359旅，在革命道路上，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在延安期间，毛主席准备与江青结婚，不少和毛主席长期在一起的战友，均表示反对。但大数人只是口头表示了反对意见，而陈伯钧却在毛主席与江青已经结婚数天后，亲笔上书表示反对。从以上几件事可以看出陈伯钧是个敢作敢为，非常有个性的儒将，既能干，书生气也太重。
（六）.
革命前辈陈伯钧没能长期担任359旅的旅长，直接在战争第一线发挥他的革命才华，一定是他一生的遗憾。
笔者写下如上这一段文字，不是对革命老前辈的求全责备，而是只想说明一个道理，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为什么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正是有了这铁的纪律，铁的信仰，一次次的沙里淘金，翻过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座雪山，趟过一片片沼泽草地，这才铸就出一支铁的部队，狠狠打击了入侵的日本鬼子，开创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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