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西安机场上军乐响亮，旗帜飞扬，穿着笔挺军服和其他衣着光鲜者，人数众多，外围警戒的部队围了好几圈，显然是迎接哪个大人物的驾临，这个大人物就是蒋介石。
这次蒋介石飞赴西安，是来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的中央军，把中国共产党及所属部队赶到蒙古边境上去。
此前，张学良的部队曾经进攻过红军，但遭到惨败。张、杨遂与延安达成默契，互不侵犯，暗中接济红军。
此时，全国抗议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学生、群众运动此起彼伏。而蒋介石却还想鼓动失去了家乡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去杀红军，理所当然遭到张、扬二人的反对，并在12月12日起了兵变——西安事变。张、扬二人随即通电全国，要求重建抗日政府，并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
就在全国人民以为这次蒋落在了他屠杀了无数人的共产党人手里，肯定在劫难逃时，中国共产党却选择了逼蒋抗日，和张学良一起，放蒋回了南京。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万里长征的生死考验后，逐渐成熟的表现！
但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立即对张学良等进行了谴责。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苏联的最高机关报《真理报》12月14日的社论就甚至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
在斯大林答复中共中央，对处理西安事变的意见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斯大林的电报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当时，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维持得尚好，这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各方面援助。斯大林说：“只要蒋介石能够抗日，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斯大林在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权衡利弊，斯大林极力反对中共某些领导的杀蒋计划，要中国共产党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1936年12月16日，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后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
第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不少人主张杀蒋的态度是反对的。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第二，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共中央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
莫斯科回电反对共产党杀蒋的主张，其实，这早在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中。但他们大都很气愤，据说毛主席气得直跺脚。中共中央领导生气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未和中国的同志们商量，就公开谴责张学良等，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十分明显；二是对张学良等的反对意见，应该有中共转达吧，否则中共派去西安的不少人员，包括周恩来副主席，岂不是有生命危险了吗？于是延安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
后来，斯大林又亲自草拟了电报，劝告中共中央说：“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后来解密苏联的有关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斯大林曾私下与苏联高层领导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国共产党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打倒蒋介石对苏联没有好处。”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时激动，怂恿张、扬杀了蒋，激起了国内拥有兵权的各地方武装争夺控制权，那对整个中华民族抵抗日本的侵略来说，肯定是个无以复加的灾难！事实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历史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二）
西安事变让少帅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张少帅以此洗刷了他在东北九一八时，具体实行不抵抗政策所留下的骂名。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
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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