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说着，覃英豪哭了，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王一鸣被他的故事也感动了，感同身受，眼睛也红了起来，他强力忍着，才没有让泪水掉下来。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好久才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
突然一个声音说：“覃大哥难，我们当兵的，现在也不容易啊！我来说两句吧，代表我们退五的战士。”
王一鸣抬头看，也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头发掉了不少，头秃秃的，剩下的头发也有些花白，脸上沟壑纵横，一脸沧桑。
他说：“我叫郝卫国，78年入五，训练刚半年，就被拉上了前线。打越南时，我们连是尖刀连，在敌人后方搞穿插，沿途遭遇过越南军队的伏击，一个连损失了一小半。我比较幸运，没有受伤，战斗打响，我们连攻占了几个重要的高地，受到了总部嘉奖，我也荣立了三等功。战斗结束后，我们回国时，老百姓敲锣打鼓，像对待英雄一样，欢迎我们凯旋。我回到老家的县城，到处被请去做报告，到工厂、学校，几百人、上千人听我讲演。我在县城里成了名人。那个时候，为我说媒的多了去了，我老婆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她在县汽车运输公司上班，还是吃商品粮的。她说崇拜我这个英雄，才愿意嫁给我的。我82年退五后，到我们县毛巾厂上班，当保卫干事。86年毛巾厂停产，我下岗，在大街上推过三轮车，当过货场的搬运工，到建筑队当过泥瓦工，走南闯北，为家里挣钱。我老婆看我下岗了，就开始看不起我，后来她和一个搞运输的司机好上了，当了别人的二奶，就和我离了婚。我有一个儿子，当时三岁多，我一个人没办法带，只能是送回乡下老家，给我母亲帮带。这些年，我什么都干过，吃了不少苦。九七年我在广东一个纺织厂打工，开机器时，不小心把手给切断了，左手掉了四个手指，现在你看看，只剩下一个大拇指了。”说着他对大家扬了扬自己的左手。
“我残废了，老板派人把我送到医院，一开始给了一万多块钱用于治病，但是后来，老板就不同意出钱了，说是我自己也要负责任，谁让我不小心，出了这样的事故。我找当地的劳动部门，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们说没办法帮我。我找律师打官司，律师说要先支付一笔律师费。我没有钱，聘请不起律师，就只好作罢。到最后，找到了一个律师，搞法律援助的，愿意免费帮我打官司。官司后来也打赢了，但是，老板一看要赔我十几万，其他的十几个在厂里受过工伤的，也纷纷打官司起诉老板，老板一看，赔的钱太多，他干脆把厂子连夜转让了，自己跑了，从此人间蒸发，再也找不到了，直到现在，我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拿到。现在有的时候，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我乞讨时，摆上我当年获得的军功章，以证明我是个退五军人，不是骗人的，大家一看，纷纷给钱，现在我一天下来，也有几十块钱的收入，好的时候，有上百块。这样，我就引起了其他乞讨人员的嫉妒，他们在半年前，把我打了一顿，说是不准我在我们那个城市乞讨了。没办法，我只好坐车来省城，联系我的一帮战友，让他们出面，保护保护我。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一个名符其实的乞丐。几十天前，一个外国人到我的面前，给了我一张百元大钞，说是要给我拍照片，让国外的人也看到我，我一听，马上拒绝了，我说：‘去，去，去。你们这帮外国佬，都没安好心，我是中国人，曾经为这个国家流过血，流过汗，我不能为国家抹黑。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说政府的坏话。你要是拍我的照片到外国发表，让外国人指责我们国家不尊重军人，不是利用我吗！我不干。”
大家都被他说笑了。
王一鸣问：“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郝卫国说：“有啊！我要求政府给我们这些退五军人解决些补助，多了不敢想，一个月三百块吧，比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一些，总可以吧？”
王一鸣问：“现在你有没有什么保障？”
郝卫国说：“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太少了，根本不够用。”
王一鸣问：“你看病怎么办？有报销的渠道吗？”
郝卫国说：“我们老家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我是农村户口，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是要住院治疗才行。平常里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都是自己扛着。能扛过去，就不去吃药打针，因为没有钱。实在是扛不住了，再去买点药吃。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拖一天算一天，我们命贱，抵抗能力强，轻易不拉肚子、感冒什么的，不像城里人那样，得了感冒要打点滴，花三五百块才能治好，要是那样，我们早就完蛋了！”
王一鸣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心里有一丝心酸的感觉，这些底层的老百姓，生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还那么乐观，真是让人唏嘘感叹。
轮到下一个同志发言了，一个个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坐下，拿出一个黑色的包包，从里面抽出来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来自己的军功章、获奖证书什么的，然后看着王一鸣说：“王书记，我叫金万全，77年当兵，79年上的前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功，回国后我被提拔为排长，然后上了军校，87年转业，被安排在我们县百货大楼当保卫科长。91年我们县百货大楼搞承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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