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听他讲的，心里一酸，眼泪差点要掉下来，饭也吃不下去了，他没想到，原来在县城里非常风光的机械厂的工人，如今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在计划经济时代，机械厂是全县闻名的著名八大企业之一，生产的农机配件行销全国，效益好得很。厂里有篮球场、足球场，设施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县城里有什么重大的体育活动，都要借用他们的场地。
那个时候，在机械厂上班的小伙子，在县城里随便挑媳妇。工资高，福利好，有食堂，有宿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老大哥。没想到，改革开放没几年，厂子就不行了，到最后，竟成了这样的结局。
县城里其他的厂子怎么样，王一鸣还想了解了解，就问大家：“当年的八大企业，现在还在吗？”
同学们说：“都垮了，有的地皮早卖光了，上面都开发成了商品房。现在县城里唯一兴盛的企业，就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他的都完了。”
“那全县工人靠什么就业啊？”
“哪里还有就业，没人管了，自谋生路。没听电视里天天唱吗，‘从头再来’。整个县城，下岗失业的不下三万人，到外地打工的打工，回农村老家种地的种地，留在县城里的，男的大多蹬三轮，女的大多摆小摊。你看那县城里那么多的人力三轮车，大多数都是下岗工人。女的呢，批发个毛巾、鞋子之类的东西，走街串巷，叫卖东西。有的长得漂亮的、年轻的，嫌弃干这个丢人，又不挣钱，就去了外地，做了三陪小姐。这样的人多了。现在的社会，笑贫不笑娼，只要你能挣到钱，也没有人说你了。你看那满大街的美容美发店，坐在里面的小姐，袒胸**，里面连一把剪刀都没有，都是干皮肉生意的，她们都是外地人，本地人不在本地做这个，怕熟人认出来。”
王一鸣问：“那你们都靠什么生活啊？”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各想各的门路。上班的，有工资发，虽然不应时，有时候要拖欠个一年半载，但到年底快过年的时候，好歹都会给补齐。平常里没有钱了，只能是求亲靠友借。农村里有地的还好些，回家还可以要点粮食，自己买点菜，可以过下去了。现在就是怕孩子上学的花费，一个孩子，每年学费带生活费，需要上千块。更怕家里有病人，一旦得病，就是倾家荡产。现在好多人没有医疗保险，就是有，也报销不了几个钱，看大病，还是靠东挪西借，家里有一个重病号，全家人的生活都受拖累。在县城里，做个公务员，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四五百块钱的工资，门头差事又多，今天他结婚，明天他家死人，都得应酬、封礼，一个月下来，总有几宗事情，这个钱，不花又不行，县城又只有那么大，你接到请帖了不去，下次见了人，没办法开口，你赖啊！没脸见人。于是，就是再穷，也得打肿脸充胖子，鼓着肚子硬撑。所以，现在的生活压力，简直是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了。大街上失业的成群，没有饭吃，就偷就抢，尤其是那些十七八、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早早就辍学了，找不到工作，没有钱，还想活得风光，有酒喝，有饭吃，于是就拉帮结派，闯荡江湖。在县城里打架斗殴，这一派和那一派，为了争地盘，抢生意，经常是大打出手。这些人，都是不要命的，谁下手狠，谁是英雄，大家都佩服。在县城里也就成了名人了，到哪里都有人巴结，整天有人请，连那些当官的，也给这些人面子，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甚至拜把子。公安局破案也要这些人的帮助，要不然就得不到线索。现在的社会啊，简直是乱极了。一鸣你好歹还是个副部长，有机会见那些大官们，难道下面这些事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还是知道了，装糊涂。你得向上面反映反映，现在到哪里，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民不聊生啊！”
王一鸣听他们乱七八糟地讲了许多县城里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都是触目惊心，这些事情，让王一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他没想到，仅仅是十几年的光景，这个偏僻的县城，就是这样一副样子了。这个县城，也就是全国的缩影，其他的地方，也不比这个地方好多少。王一鸣承认，自己这些年，官越做越大，到基层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到了基层，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看到的都是当地最好的一面，所有的阴暗面，大家都对他回避了，谁也不敢讲，谁都怕触霉头。大家一级一级，哄骗上去，就成了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在北京时，看到的都是欣欣向荣的一面，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简直是太好了，大家一说起来，都是大好局面、蒸蒸日上啊！报纸电台电视台，也是开足马力，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整天向全国、全世界灌输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欺人与自欺，让大家都失去了基本的常识，不敢面对现实，整天晕晕乎乎的，在麻醉中混起了日子。
王一鸣感觉到，坐在北京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确实感受不到危机，看不到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是一团乱麻，官当得越大，离人民越远，也就离社会真相越远。想到自己是这个状况，王一鸣从心里真是感到可怜那些比自己官大得多的人，他们离社会真相的距离，毫无疑问是更远了。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过滤了多少遍的，他们耳朵里，再也听不到像自己的这帮同学那样，直言不讳毫不留情的话语了，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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