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六一早，我就匆匆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文琴，踏上了回c城的路途。按春节长假规定，像我这样外省的，完全可以再呆两天返回，但原定年前开的全市文化工作会议因故推到春节后，我必须尽快返回弄稿子。我的春节一直笼罩在这个会议的阴影中，这个大会一日不开，魏局那份早已写好的讲话稿就要一遍遍修改，说不定还要推倒重来。回老家前，唐主任对我有交代，年初六必须返回修改稿子，他那个破锣似的嗓音简直成了我的梦魇，一想起来头皮就禁不住一阵阵发麻。
回c城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局里。原来以为虽然大会在即，但我的任务不过是对以前的稿子进行一些精益求精的微调，谁知道和唐主任一照面就风云突变了。
唐主任摔给了一叠s省文化厅的会议领导讲话材料，说先看看吧，有活干了。下午刘局召集原来一班人马开了个碰头会，主要是说魏局在春节期间看了这些材料，对原来完全按照省文化厅会议领导讲话的套路很不满意，要求将s省的一些新提法揉进去重新写。我的头一晕，这一动足够我两个星期昏天黑地般地忙活了。
在c城人都还沉浸在新年其乐融融的气氛里时，我却无奈地开始做新一年第一个无用功。说是无用功，是因为如果春节前这个大会如期开掉，这个工作压根儿就不需要去做的。但既然活来了，我还是发扬了一贯吃苦耐劳的精神，决心埋头把它做好再说。
一连几天，我都在潜心研究s省的稿子。说实话，s省几个领导的讲话稿写得的确好，很放开，而且每篇讲话稿都有一套说法，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反观我们省文化厅的几个稿子，四平八稳，透着平庸之气。s省的讲话稿年前就以文化通讯的形式发到办公室了，但我竟然一直没去看，经过刘局这一点拨，还真如醍醐灌顶，我每天忙忙碌碌，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了许多，但关键的东西却没去看，今后一定要注意吸收全国各地的发言稿写作经验，考虑问题要站得高，看得远，思路一定要打开，要有气魄。要改变对写讲话稿的偏见，一篇讲话稿从什么角度写，怎样布局谋篇，怎样写出新意，其实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水平，今后我要在这些看似枯燥的东西上动点心思，在朽木上雕出花来才是本事。
离大会召开的日期越近，我们加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不知不觉中，中午和晚上都要在办公室里吃盒饭了。我有几晚都弄到了十一点多才回到宿舍。这么折腾，事情只有一个，就是修改魏局的讲话稿，这真应验了某位老机关说的话，给领导写稿子，从来没有放在那里两三天现成的等着开会，总是挤到开会前的晚上下属们还在加班加点修改。我感觉我们就像丹麦来的两个骗子，在空空的织布机上不停地忙碌着。其实这样的会开了也就开了，领导照样也讲了话。偏偏到这时候魏局很较真，刘局也跟着认真起来，我们的两位主任似乎也认真起来。
我效率很高，一天改出一稿，将乱七八糟的意见吸收进去。大家却越改越觉得有很多地方看着不顺眼，最后对魏局本人改过的一段竟然也看着不舒服了。但谁敢随意动魏局的文字呢？在机关里似乎有一个铁的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第一，老大是对的；第二条，如果老大错了，请参照第一条。下属即使认为自己对，但因为老大从来是不会错的，所以，那些倒霉蛋们只好做缩头乌龟了。在机关呆了一段时间，我已深感搞文字的人很痛苦，你只能按领导的意图去写，你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但如果你就这样不思考了，领导就会说你没有创意，就要怀疑你的能力。做个下属真的很难，尤其当你头上有几个领导要层层审阅的时候，你就苦不堪言了。一个说要这样改，一个则又说要那样改，最后还是改回到原来的样子。功劳永远是别人的，过错却永远会摊到你的头上。回到家里，我总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两碗饭，饥饿的肚子才好受了一点。想到没几天就要开会了，心里稍稍得到一点安慰。。
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折磨了我们数月的全市文化工作会议终于在市政府会议中心召开了。庄严的国歌奏完之后，分管文化的副书记、副市长分别登台讲话，我忙前忙后搞会务。副书记的稿子我们虽然也参与了，但主要是以市委办为主的，副市长的讲话却是我们文化局给写好的，他的秘书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之后是市属及县区部分单位交流发言，我蜷缩在最后一排一个位子上，感到一种如释重负后的疲惫。
下午主要是魏局做报告，一点半与会者入席完毕，魏局准时做起了报告。我坐在会场的入口处，不时给那些迟到的与会者发上一份报告。我一边听着魏局的报告，一边用目光扫视着会场，我发现有的人在交头接耳，有的人低头玩着手机，有的人则打起了瞌睡，我看着手中这份不知耗了我们多少心血的长达三十页的报告，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谁能体验到写稿子者的辛苦啊，有几个人认真地从头到尾去听了？想到我们为一个字都去抠的认真劲不禁觉得好笑和不值。这样的稿子会议一结束谁还去看它呢？
在魏局抑扬顿挫的讲话声中，我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我掉进了一个盘丝洞，身上缠满了白亮亮的蛛丝，手脚都被束缚得一动不能动，呼吸也变得异常艰难起来。一只巨大的黑蜘蛛快速向我移动过来，伸出它那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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