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的心，宁静而充实。
时间过得真快，感觉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就到晚饭时间了。我妈己经准备张大维的晚饭了，还破例到村头的小店里拿了一瓶两块钱的白酒，一定要留张大维在我家吃晚饭。但张大维却为难地说：“对不起，大婶，我不能在这里吃饭了，下次我会再来的。今天我一定要把收的货送到烧鸡铺，要是明天再送过去，货变味了，他们要压价，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
我妈不免有些失望。但张大维离开的时候，一步三回头，这让我妈又燃起了某种希望，她望着张大维消失的方向，下了个结论：“你这个同学，看上去对你有点意思。虽然收死鸡死鸭子的名声不好听，不过互相之间知根知底的，不象刘军那个王八羔子！你这个同学虽然人长得不怎么样，但高高大大门前站，不干活也好看。他说他还没结婚，你看我这老糊涂，怎么刚才就忘了问他有没有对象了？”
我简直恼羞成怒了：“妈，人家不过是路过，什么意思不意思的！”
我妈十拿九稳道：“我是过来人，我的眼光，一定是不会错的。”
刚刚过来串门的大婶也接口道：“嫂子你是说刚才那个收‘死鸡的’吧，是个好孩子，很讲情面，看在海燕的面子上，连价钱都没和我讲呢。”
我脱口而出：“够了够了，当初你们还说我和刘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大婶被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妈也直翻白眼，嘟囔道：“你这孩子，你这孩子，我们这还不都是为你好嘛。”
虽然我对我妈和我大婶的话不以为意，但张大维和我说话时眼光的专注，让我不能不浮想连翩。我们还是同学时，我就己感觉他对我那方面的意思，但我从没往那上面想过。一方面，张大维经常性嘻皮笑脸的，我不太喜欢外向的男孩子；另一方面，我从小就是个志向远大的人，我那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在这片贫脊而偏僻的土地上过一辈子，总想着考大学，进大城市生活，远远地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没去上大学，我不想出去打工，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但现在的我，早己不是初中时那个清涩单纯的少女了，我现在是个声名狼藉的失贞女人。张大维虽然不和我一个村，但相隔并不远，我的过去和现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他不可能没听别人说过。
我越想越沮丧，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去上高中，更后悔为什么要外出打工。如果初中毕业，我就不会想那么多，就和李芹一样，安安稳稳找个男人嫁掉，该有多好。
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虽然我对和张大维发展某种超出同学的关系并不乐观，但想到他临走前说的那句“下次再来”，我还是隐隐在心里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他真的再来。
我原以为，就算张大维真的再来找我，不知要过多少天，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来我家了。和他同来的，还有顾斌。顾斌虽然不是很高，但看上去非常健康结实。他们能来看我，我妈比我还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殷勤地端茶送水。
常言道，人是衣服马是鞍。张大维和顾斌虽然算不上英气逼人，但他们五官端正，体格匀称，绝不比我在广州、深圳、东莞及电影电视中见过的那引起所谓城市男人、官员老板、白领精英等等长得差，但现在，他们穿着皱巴巴的旧衣服、布满灰尘的皮鞋，再配上风吹日晒变得红黑的脸庞和没有头型的头发，活脱脱一副标准的中国农民形象。这种形象，和我们的父辈们，没有任何区别。
我真替他们、也替自己惋惜。论智商和勤奋，我们不比当今的所谓社会精英差，甚至于，倘若我们出生在升学率高、高考分数低、高校多的大城市或富有的家庭，我们同样可以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但现在，因为是农村户口，因为贫穷，我们只能无可选择地做农民。即便我们进城打工，我们也只能统统被称作“农民工”这个带有明显侮辱性质的称谓！每每听到“农民工”三个字，我总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
因为无可选择的出身，在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注定跟别人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不是我们不够努力，不是我们不够优秀，实在是，社会给予我们的机会是太少太少了。
我不知道，在现在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外出打工的农村，象张大维和顾斌这样坚守土地的年轻农民还有多少？但顾斌却并不这样认为。
他说：“出去打工有什么好？我们村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全家人一年也见不到一次面。有时过年过节回来，每次都衣着光鲜，但看上去起码比我老五岁。前几年我一个堂哥在广东打工，得了职业病，在那边没钱治，只好回家了。瘦得皮包骨头，鼻子整天流血，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就是因为他我爸妈才坚决不让我出去打工的。”
我同情地说：“真可怜，不过好象可以和厂里打官司。”
顾斌口不择言道：“打个屁官司，堂哥那个厂做了五年，进厂却连合同都没签，厂里根本就不跟工人签合同！拿不出合同，就不能证明他是是那个厂的员工！他这边躺在医院，那边厂里就叫人把他行李送到医院了，最后还是几个老乡看不过去，凑钱把他送回家的。最惨的是，堂哥还没结婚，现在连走路都要扶着墙，一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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