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自习课，他在和同桌顾斌聊天时，又“老娘”、“老娘”地自称着，我忍不住回头，冲他直翻白眼：“‘老娘’‘老娘’，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一向机灵的他当即被我噎得一愣一愣，好半天没反应过来。顾斌原本是个不太爱讲话的人，不知为何，自从和他同桌后，话就特别多。听了我的话，笑眯眯地接口道：“是男是女你看不出来啊？”
这次轮到我愣住了，跟我同桌的女孩李芹却笑得前仰后合，拼命揉着肚子。我这才恍然大悟，脸立刻红了，转过脸也忍不住偷笑起来。
和张大维同学三年，整个初中时期，己经如一副画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那是我记忆中最开心、最美好的时光。那时的校园很美，那时的天很蓝，那时的阳光正好，那时的青草很绿，那时的同学也正值青春年少。年少时的梦啊，在我心里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可自从上了高中后，没日没夜地为高考努力，所有美好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我一度以为张大维学习不死记硬背，会比我们这些各科“全面发展”的学生更有出息。但现有的考试评价体系是那样的，“考而优才录取”，其实是在排斥传统模式之外的尖子生。古今中外很多的事实表明，一些真正的天才，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考试体系，几乎都不符合社会所要求的全才。我觉得只要品德好、学有专长的同学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升学机会，谁能说在这些“不全才”的学生中，就没有天才的作家、画家甚至发明家呢？
可实际情况是，就算张大维理科成绩再好，因为英语成绩不好，所以中考成绩总分并不高，只上了邻镇的普通高中。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差，他的理科成绩还是很好，但英语就更差了，最终也没考上大学。不过高中三年，他个子却长高了不少。
不到一平米的烟摊是摆放在地上的一块木板上，他高大的身躯就蜷缩在烟摊后面的地上，看上去很是别扭。买烟的人很多，瞅了个空隙，我问他：“现在是不是每天都卖烟？”
他边忙边说：“当然不是，不逢集的时候，我就去村里挨家挨户收买死鸡死鸭，有时也收死兔子死猪。噢，对了，你还记得顾斌吧，他也没考上大学，有时候走得远了，我就和他一起去收。有时候几毛钱就可以收一只，然后再两、三块钱卖给那些做烧鸡烧鸭的，碰到生鸡瘟的养鸡户，就很赚。”
我有些奇怪：“顾斌也和你一起？那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你们为什么不出去呢？”
他笑笑：“我和顾斌想法是一样的，我们绝不出去打工。出去打工是拿命赚钱。我就想在家里打出一片天地来。”
虽然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但因为之前总是吵嘴，我和他说话也很自然。所以听了他的话，便不以为意地问：“怎么打？就靠贩卖死鸡死鸭吗？不要说那些死鸡死鸭被人加工成烧鸡烧鸭卖是骗人，就你卖的这些香烟，怕是没一盒是真的吧。”
他正色道：“死鸡死鸭我不去收照样有人去收，再说，我们和别的买死鸡死鸭的小贩不一样。只要有死鸡死鸭，就是变色发臭了，他们也买，而我们是绝对不会买的。还有，这些香烟即便是假的，可还是香烟，价钱也合理，吃不死人。和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草草菅人命的法官、见死不救的医生相比，我们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我真没想到，这些话是当年那个总是嘻皮笑脸的调皮鬼说出来的。我不禁替他担心：“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呢？”
一提这话，他来了精神，开始滔滔不绝起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当时很多人叫我复读。我想，就算复读考上了，我家里也负担不起学费。于是，我就缠着我爸，拿了一笔钱去学电器修理，因为我理化成绩本来就好，半年后结业，成绩是全班最好的。本来回家想开个修理铺，可没有本钱，就和顾斌收死鸡死鸭。等攒够了钱，我准备到县城开一家电器修理铺。”
我故意问：“那顾斌呢？他初中毕业就没再升学了，收了几年死鸡死鸭，应该攒了不少钱吧。”
他由衷地说：“老实说，我很羡慕顾斌，他才不想那么多呢。他四年前就结婚了，现在孩子三岁，是个男孩。他整天想的就是收多一些死鸡死鸭，赚钱存在银行里，以后供儿子上大学用。”
我深有同感：“是啊，有时想想，早知道读不了大学，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或者干脆不识字。那样也就会安安份份，结婚生孩子，平平淡淡过一生，多好啊。”
他自嘲道：“是啊，我比顾斌多读三年书，就是比他不安分，比他想得多。还有就是，收钱的时候，加减剩除算得比他快一些。”
大约是同病相怜，我跟张大维越聊越有共同语言。但随着赶集的人越来越多，他忙个不停，我只好遗憾地和他告别了。
我很快在集市的一角找到了刘军，他看到我，很是高兴，笑容满面地向我招手，心情似乎很是不错。逛街时，他柔声细语地和我说着话。如果不是那天亲见，我实在不会想到，就是这个笑容满面的男人，那样面对彭方，是那样的冷酷与绝情。
但想到无论如何，彭方己经和他分手了，至于原因，我不必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现在最想的是，再不出去打工了，到县城开服装店，然后和这个无论年龄、长相、家世都还说得过去的男人结婚生子。
有意无意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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