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眼里迅速闪过一丝哀伤，叹了口气，低声说：“我不好，一点都不好！”
我疑惑地问：“怎么会呢？以前你家条件很好呢，你家就你和你姐，你爸妈又那么能干，承包了十几亩地种大棚疏菜。”
她叹了口气：“那是以前，现在早就不行了。你去打工那年冬天，我妈得了一场大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不说，还倒欠一屁股债。我姐不想留在家里招女婿，你知道，一般象点人样的男人谁愿意去倒插门？所以她早几年就匆匆嫁了人。为了让我妈能看到第三代人，我只好结了婚，是招的上门女婿，现在儿子都两岁了，我真怕连儿子上学的钱都攒不够。”
说到这里，她伸手抓过飞过身旁的一只蚂蚱说“你看看，两亩水稻倒养出了三亩的蚂蚱来。这地是没法种了，什么药都治不了它。”她边说边挤那两只蚂蚱的脑袋，蚂蚱紫红色的嘴越张越大，只只“扑”地一声，蚂蚱的脑袋扁了，两只外露的眼晴靠在一起，一滩黄绿色的脏东西粘满她的拇指和食指。
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空气中淡淡的刺鼻的怪味是农药味。我不解地问：“怎么打了农药还这么多蚂蚱啊？”
她无奈地说：“农药是前些天打的，现在的庄稼都是农药灌出来的，一季水稻要打好多次农药。农药越打越多，小虫子也越来越多。再说，水稻都秀穗了，不能再喷农药了。”
我担忧地说：“那这些蚂蚱怎么办？”
她从蛇皮袋里带出一个大网兜：“抓呗，我们小时候又不是没抓过。”
我不以为意地说：“蚂蚱可是个好东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我们小时候不知吃了多少蚂蚱，那时候可是希望蚂蚱越多越好呢。”
她又捏死一只蚂蚱，恨恨地说：“好个屁！你在外面打工哪里知道种地的苦。你看看这水稻，今年怕是又要减产了。这地，真是没法种了。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到外面打工面去了，村里大多数是老人、中年妇女和孩子，每天冷冷清清的，真憋屈。要不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真想出去打工。”
我叹了一口气：“你才不知道打工的苦呢。”
她怪异地看了我两眼，忽然暖昧地说：“再苦也比种地强。你看跟你一起出去的丽娟，不是一步就登天了吗？”
我愣住了：“那叫一步登天？要不是她妈和二哥，丽娟当初可以死活不想嫁的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和陈刚感情很好。”
她“切”了一声，尖刻地说：“不就是嫌人家是白痴嘛，白痴怎么啦？人家要是不是白痴还能轮上她？那样的白痴我也想嫁呢，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在我印象中，淑芬一直是个温和的人，我真怀疑这尖酸刻薄的话是她说出来的。一时我竟不知道和她说什么了，好半天，我才讷讷道：“小英和曹菊，她们还好吗？”
她诡秘地笑了笑，随即又撇撇嘴，阴阳怪气地说：“小英我不知道，曹菊可是好得很呢。她在县城饭馆只端了半年盘子，就被一个大老板看中。大老板出钱，她在村里建了一个塑料鞋底厂，她现在可是村里的红人呢，我家五福就在她鞋底厂打工。什么东西！说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呢，农忙时，我家五福想换成夜班，她死活不答应！”她越说越气，越气声音越大。
我不由瞪大了眼晴，非常非常地吃惊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我真怀疑那些话是从她嘴里说不出来，不仅仅是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还有她说的曹菊。
我和淑芬同岁，小英比我们大两岁，曹菊比我们小一岁，四个人从小好得象穿一条裤子。一到蚂蚱横行的时候，我们就拿着网兜和盛蚂蚱的口袋来水稻田。那时候的水稻田到处都是人，象赶集一样热闹。不时有一团团小火烧起来，然后就飘来一阵阵香味，那是有人在烧蚂蚱吃。
我们四个人每天都会找一个避风处，拢一堆树叶干草，四个人围成一团，生火烧蚂蚱。蚂蚱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每天都要烧一次。要是有一天没吃蚂蚱了，总感觉生活少了些什么。
烧蚂蚱时，要先掐掉肚子，只烧腰部以上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有肉。刚放进火里的蚂蚱半个身子还在跳跃，剩上半身的蚂蚱跳跃几下就不动了。不一会儿，蚂蚱就开始“吱吱啦啦”地冒油，脊梁很快绽起一朵黄红色的小油花。等到过年过节才有的肉香味出来后，就可以吃了。直到吃到四张小嘴全都乌黑，我们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时间过得真快，儿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四个人，现在差别是多么大啊。
这时，越来越多的村人走过来，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热情的和我打着招呼。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中怪怪的。但回家的喜悦让我无暇多想。稻田里捕蚂蚱的人，踩着田埂向前小跑，网兜贴着水稻叶间飞行，很快网兜就沉重得坠下来，半网兜的蚂蚱在里面跳。
淑芬看得眼热，丢下一句：“有空到我家玩。”就走开了。
我还想说什么，她己经拿着蛇皮带，加入了扑蚂蚱的行列。
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忽然感觉家乡不是我想象中的最后一片净土，也许家乡并不能治疗我的伤痕，不由怅然若失起来。
走到村口，我更加失落了。原先的老村己经完全变了模样，老村和新村己连成一片，整个村庄虽然还是以老槐树为中心，但向周围扩大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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