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陈大爷是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以后，我就改称他是陈老师了。早上五点半，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见了面，我严重睡眠不足，恨不得戴上副口罩来掩盖我连绵不断的呵欠。陈老师拎着保温盒，神清气爽得让我很不好意思。
陈大爷的老伴姓张，叫玉兰，我一听这名字，就觉得应该是南方人，果然，病房里的她虽然被各种管子层层叠叠裹得很严实，人也瘦得厉害，但老了的面孔依然很清秀，依稀还能看到当初上海小姐的模样。我开口叫她张大妈，她笑着说被我叫老了，让我改口称她阿姨。
和不太稳定的气色相比，阿姨精神状态绝佳，我坐在她床边，问她想要个什么样的金婚典礼，阿姨一脸不好意思，千回百转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岁数穿婚纱，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我很确定地告诉她，我们办过的金婚仪式里，好多人都是穿婚纱的。年轻的时候没穿上，现在就更应该穿了。
张阿姨一边笑一边说：“你看，我现在瘦成这个样子了，又这么老，站着看嘛，还像个人模样，要是一躺下来，就是一袋子骨头，到时候婚纱里肯定能装两个我。”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陈老师站在我身后说：“好看，肯定好看。没有合适的婚纱，咱们就定做。”
张阿姨没血色的脸上泛起一点点的红光：“搞得那么正经，还定做，穿完一次，放在哪儿啊，以后你留着看，心里不烦乱吗……”
陈老师不说话了，张阿姨也意识到自己说了一句让人太伤感的话，病房里冷场了，我赶紧找起了别的话题。
“张阿姨，陈老师对您真好，一开始是他追的您吧？”
张阿姨笑起来，斜着眼睛看看陈老师：“追得还很不光彩呢。”
张阿姨讲起恋爱经过，肯定是讲过无数遍了，轻车熟路，虽然现在气不够用了，但遣词造句都不打磕绊。没想到，陈老师看起来斯斯文文，早年间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一员猛汉，当警卫员的他，活生生把当时是连长未婚妻的张阿姨给抢到手。
“他们连长派他来接我，他在我家见到我，就马上像被雷击过了一样，也不说话，顶着一张大红脸，问一句话，恨不得过三天再回答，我一开始只觉得这个人好笑得很，可是后来他天天照顾我生活，日久生情呀，你晓得吧。所以呀，要是放在现在，这位陈先生就是你们说的第三者呀，我就是红杏出墙水性杨花喽。”
陈老师一边笑一边挠头：“胡言乱语，年纪大就可以随便乱说话！那时候男未婚女未嫁，什么第三者什么红杏出墙，你和我们连长，连面都没见过，那次我是去接你见面的，你见了面以后不是说不满意吗，嫌他年纪大。”
老两口你一句我一句，古色古香地调起情来，我在旁边笑，心里想着，成分这么简单的一见钟情，都被张阿姨说成了是红杏出墙，她也真是不理解现在真正水性杨花的姑娘到底是什么样，他们那个时代形容这样的姑娘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我们现在形容这样的姑娘则是“春色满园关不住，我又红杏出墙啦”。
张阿姨断断续续地说了点儿自己的想法，就渐渐显得困顿起来，然后慢慢睡着了。陈老师仔细地帮她把被角压好，然后送我出病房。“一切从简吧，黄小姐，玉兰想要得多我也理解，但是时间不够，我们现在真是只争朝夕了。”
临走前，陈老师这样交代我。
想到张老师的身体，我决定在医院附近找一个合适的场地，最后定下了一个茶楼，很古朴，空间足够，跟两位老人的气质也很搭。
赶回公司已经是下午了，王小贱正把头埋在他从网上买的花朵形状的枕头里睡午觉，那个变态的枕头中间是空心的，这样脸放在里面可以透气，这么无聊的人性化设计简直就是为王小贱这类人度身订造的。有时候王小贱午睡过后猛地抬头醒来，那个花枕头还卡在他脸上，让他看起来像一朵萎靡不振找不到太阳方向的向日葵一样。
罗列大大小小的流程列表的时候，我也渐渐困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我靠在办公椅上，头一歪，以一个仰躺在车祸现场的姿势睡着了。
即使是以这么不舒服的姿势入睡，我却还是做了一个情节线无比清晰的梦。
梦里是白天，天色亮得刺眼，我坐在一辆很破烂的小巴里，窗外是被太阳晒得无精打采的乡间景色，车里三三两两坐了几个人，我坐在最后一排，路上布满大大小小的坑，一车人时不时地会被颠得集体跳跃起来。就是在这样一个乏味场景里，我热得发昏，打开车窗，吹进来的是黏稠的风，衣服被汗水湿透，头发卷在脖子上，一阵阵刺痒。
这时候他再次在梦里出现了，一副乡土小混混的打扮，穿着白色的跨栏背心，骑一辆小摩托，摩托小，但气势很大，一路轰然作响地追上了我们的小巴。他一手开车，一手用力拍小巴的车窗，冲着坐在窗边的我说：“你下来，我有话跟你说。”
我态度很强硬地跟他嚷：“我不可能下车，这是末班车了。”
“没有车了，我送你回家。”他告诉我。
我特别冷淡地对他说：“你也配知道我家在哪儿吗？”
车厢里的人都看着我们，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喜气，终于有一场闹剧来娱乐这憋闷的旅途了，连司机都时不时地回过头来张望。
“你不下车，我就一直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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