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拿起电话，摇了摇。“对，我要船务公司，请闵经理听电话，我是明氏企业的董事长。”明镜道，“我的航运单上，那两箱货，为什么不让提货？”“明董事长，是这样的，您的货都是医用品，光是医用面纱就是禁止买卖的。您以前有海关总署的批条，我们见条子放行，现如今海关总署的批条不管用了，要加盖特务委员会的公章，才能放行。”明镜急道：“闵经理，不能通融吗？我们也是熟客了……”闵经理抱歉道：“这个真不行，我们也是受人管制，不敢越权。”明镜继续争取道：“闵经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加一层运费给您……”“那可不敢，于今挣钱事小，被发现要坐牢，吃枪子的。”闵经理坚持，“其实，话说回来，您明董事长要盖个特务委员会的章，还不简单。”“什么意思？”“哟，您没看报纸吗？令弟高升了。”明镜不再说话，沉着一张脸慢慢放下电话，把扔在茶几上的报纸又拿起来细看，专选时政版面仔细看起来。“哗”的一下，报纸被揉成一团，褶皱不堪的报纸上，映着明楼高就汪伪政府要员的照片。同一张报纸，平展地摆在梁仲春的办公桌上，一个红色的大大的问号躺在报纸上。汪曼春站在他的办公桌前，眼睛盯着被问号覆盖明楼的脸的报纸，问道：“梁先生想告诉我什么？”“一个多月前，日本军部即将派遣到上海经济司任要职的日本经济学家、法学家原田熊二在香港遇刺。”梁仲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香港的报纸，往前一推，“遇刺那天，明楼就在香港。”“你认为明楼杀了原田熊二？好取而代之？”“你认为呢？”梁仲春反问，“原田熊二死了，对谁最有好处？原田可是日本军部钦定的新政府经济司负责人，他要活着，明楼会如此受到各方器重吗？”“你怎么知道是明楼杀了他？”“我不知道！”汪曼春冷哼一下，嗤之以鼻。“你看看明楼身边都是些什么人，那个品位奢侈，身手矫健，来去无踪的阿诚。”汪曼春愣了一下。
“把这样一个人带在身边，这可不是什么学者风范。”“越来越复杂了。”“应该是越来越有趣。”梁仲春吩咐着，“设个套，试一试。”“你利用我。”“你又不是第一次被人利用。关键的问题是，明楼不是情报贩子，他更像是一个中间人。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情报会分销到哪里？特高课？重庆？苏联？延安？美国？”汪曼春反问：“梁先生的直觉呢？”梁仲春想都不想，果断道：“重庆。”汪曼春冷笑一声：“我师哥跟周佛海，包括汪主席都是从重庆投诚过来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掩护身份非常有效。”汪曼春还是不能接受梁仲春的判断。“怎么了？你不接受？就因为他曾经是你的情人？”汪曼春瞪视着：“我不想在工作时间谈私人感情。”梁仲春继续鼓动：“那么？”“试试他。”汪曼春脱口而出，“我找个人假扮情报贩子……”即便坚持了许久，汪曼春的内心防线还是被攻陷。和梁仲春的对峙中，她对明楼即使有情，也挨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戳到心尖上。“可行。”汪曼春郑重道：“明天我叔父将在上海大酒店举行一次‘上海金融界’的救市沙龙，我师哥也在被邀请之列，那就……争取一场即兴演出。”梁仲春认同地点了点头。汪曼春问：“派谁去？”“你想叫谁消失就叫谁去。”汪曼春咀嚼着他话里的含意，幽幽地道：“真想派你去。”梁仲春笑起来：“对，就这么简单。”话一出口，汪曼春心中了然，她喜欢聪明人，对梁仲春有敌意也有敬意。“汪处长，南云课长虽然是你的老师，可是，她毕竟是日本人。76号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守得住守不住，要看76号的工作效益。”梁仲春说，“明白吗？”“明白。”“外界总传说，我们76号二春争权，我从不辟谣，为什么？我们要让日本人对我们76号放心。”汪曼春不置可否。“不过，对共产党和重庆分子，我们必须见一个杀一个，汪主席才有可能在半壁河山下争一席之地。”“等我消息。”汪曼春道。
沙龙包间里，充斥着惺惺作态的表演和虚伪的赞美声。人们高谈阔论，对于经济、政治、时事，无不论其利弊，活像一个自由的财经沙龙。
“……昨天夜里，又有新政府的官员遇刺了。”某银行家叹道，“太恐怖了。”“世道人心简直糟透了。刺客横行，到处都是恐怖主义，抗日分子已然堕落到战国水平，行此野蛮、下作的血腥勾当。”汪芙蕖回道。“有一句，说一句，日本人的修养是极好的。日本人至少不会从我们的背后开枪吧。日本人讲的是武士道精神，讲公平决斗……”一位银行家慨叹，“中国的经济真的是没有一点希望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替新政府尽快拿出一个详尽的金融改革方案。”有人建议道。“问题很多。新政府要看政绩，通常先看经济。我们要向新政府提倡经济至上而不是政治至上。对吧，汪老？”又走过来一位银行家对汪芙蕖请教道。
“我呢，人老了，胆子也就小了，步子也就慢了。”汪芙蕖呵呵一笑，反问明楼，“明楼，你说说看，现今的经济题目应该怎么做？”明楼放下酒杯，细长的眉目在金丝镜片的笼罩下漾着色泽柔和的光彩，汪曼春痴痴地望着他不曾离去，在她心里明楼是永远抹不去的心痛和爱。
“经济，历来就是一个既难做又诱人的题目。当前大家瞩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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