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大部分科学家太忙于发展描述宇宙为何物的理论,以至于没工夫过问为什么。另一方面,以寻根究底为己任的哲学家跟不上科学理论的进步。在18世纪,哲学家把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当做他们的领域,并讨论诸如宇宙有无开端的问题。然而,在19和20世纪,对哲学家或除了少数专家以外的任何人来说,科学变得过于专业性和数学化了。哲学家把他们的质疑范围缩小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余下的任务仅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堕落啊!
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个完备的理论,在主要的原理方面,它应该及时让所有人理解,而不仅仅让几个科学家理解。那时我们所有人,包括哲学家、科学家以及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参与讨论我们和宇宙为什么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此找到了答案,则将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胜利——因为那时我们知道了上帝的精神。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与核弹政治的瓜葛是众所周知的:他签署了那封著名的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信,说服美国认真考虑他的想法,并且他在战后致力于阻止核战争的爆发。
但是,这些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被拖入政界的孤立行动。
事实上,用爱因斯坦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一生“一半用于政治,一半用于方程”。
爱因斯坦最早从事政治活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在柏林当教授。由于目睹草菅人命而不胜厌恶,他卷入了反战示威。他拥护非暴力反抗以及公开鼓励人民拒绝服兵役,因而不受他的同事们欢迎。后来,在战时,他又致力于调解和改善国际关系。这也使他不受欢迎,而且他的政治态度很快使他难以访问美国,甚至连讲学都有困难。
爱因斯坦第二个伟大的事业是犹太复国主义。虽然他在血统上是犹太人,但他拒绝接受《圣经》上关于上帝的说法。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他逐渐意识到反犹主义,这导致他参加犹太团体,而后成为一个直言不讳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拥护者。再度不受欢迎也未能阻止他发表自己的主张。他的理论开始受到攻击,甚至有人成立了一个反爱因斯坦的组织。有一个人因教唆他人去谋杀爱因斯坦而被定罪(却只罚了6美元)。但爱因斯坦是冷静的。当一本题为《100个反爱因斯坦的作家》的书出版时,他反驳道:“如果真是我错了的话,有一个人反对我就足够了!”
1933年,希特勒上台了。爱因斯坦正在美国,他宣布不再回德国。后来纳粹冲锋队查抄了他的房子,并没收了他的银行存款。一家柏林报纸的头条写道:“来自爱因斯坦的好消息——他不回来了。”面对着纳粹的威胁,爱因斯坦放弃了和平主义,由于担心德国科学家会制造核弹,他终于建议美国应该发展自己的核弹。但是,甚至在第一枚原子弹爆炸之前,他就曾经公开警告过核战争的危险,并提议对核武器进行国际控制。
终其一生,爱因斯坦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可能成效甚微——肯定不受欢迎。然而,1952年他得到担任以色列总统的提议,他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畅言无忌的支持得到了充分的承认。但他谢绝了。他说他认为自己在政治上过于天真。可是,也许他真正的理由却并非如此,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而言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永恒的东西。”
伽利略·伽利雷
伽利略可能比任何其他人更有资格称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他与天主教会名闻遐迩的冲突对他的哲学是极重要的,因为伽利略是最早做出如下论断的人之一:人类有望理解世界如何行为,而且我们能通过观察现实世界来做到这一点。
伽利略很早就相信哥白尼理论(即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但只有当他发现了支持这一观念的证据后,才公开支持。他用意大利文写有关哥白尼理论的文章(没有用通常的学院式拉丁文),并且他的观点很快就广泛地传播到大学之外。这惹怒了亚里士多德派的教授们,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并极力说服天主教会禁止哥白尼主义。
伽利略为此担心,他赶到罗马去向天主教会当局当面申诉。他争辩道,《圣经》并不试图告诉我们任何科学理论,而且通常都假定,在《圣经》和常识发生矛盾的地方,《圣经》是以讽喻的方式叙述的。
但是教会害怕这样的丑闻可能削弱它对新教的斗争,所以采取了镇压的手段。1616年,天主教会宣布哥白尼主义是“虚假的和错误的”,并命令伽利略再也不准“保卫或坚持”这一学说。伽利略勉强接受了。
1623年,伽利略的一位老友成为教皇。伽利略立即试图为1616年的判决翻案。他失败了,但他设法获得了准许,在两个前提下写一本讨论亚里士多德和哥白尼理论的书:他不能有倾向,同时要得出结论,无论如何人不能确定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因为上帝会以人难以想象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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