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八二年，己卯日，龙抬头，我出生在中国中南地区一个叫做九镇的地方。
九镇地处莽林，山穷水恶，王法不及。自古以来，这个镇上的男人除了安守本分当猎人之外，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做匪，二是做杀匪的兵。
我的父亲，走了第二条路。
越战时，我父亲是尖刀班班长。所谓尖刀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炮灰。一旦开打了，敌多我少他们先上；敌少我多也是他们先上。所以打仗时一旦挂上了尖刀班这个名号，那基本上就是提起板凳砸阎王，离死不远了。
幸运的是，我父亲不但没有死，而且还立下了二等功。他所带领的那个班，作战能力极其强悍，有过待在敌人后方侦查一周，干掉越方三十多人还能全员归队的纪录。但可惜的是，这种天赐般的幸运是他们班有且仅有的一次。
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日，中国军队攻克越方边防重地凉山，兵锋直指河内。次日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已达作战之目的，开始了大规模撤军。而当大部队全面撤回中国的时候，我父亲和他全班的战友却被滞留在了敌军腹地。等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杀回来，踏上祖国土地的那刻，整个班里面，只剩下了我父亲和湖北的一个战友，其他人则全部化为了他乡的泥土。
在我的心中，父亲是当之无愧的国之英豪。遵循他的足迹，成为一个军人也一度是我最大的梦想。
可惜，虎父往往生下的都是犬子。
我从来不曾想过，自己的人生居然会走上那条与父亲截然相反的路。
战后，父亲连职转业在我们当地市的某个部门，我母亲也随父亲去了城里。我和弟弟一起，是在外婆的抚养下长大的。中国人有种传统的家庭现象叫做“隔代亲”，我的外婆就是这句话的完美诠释，在跟随她老人家生活的那些年，也是我黑如深渊的人生中，仅有的美好而温暖的回忆。
在那段回忆里，没有暴力，没有鲜血，没有欺骗，没有背叛，也没有谎言。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虽然调皮好动，却善良天真，甚至还有些胆怯地去爱着这个世界的乖巧小孩。
假设我的生命旅程能够一直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我的今天也许会拥有那些望之不得的幸福。只可惜，假设毕竟是假设，记忆终归是记忆。在我的生命中，这段记忆虽然弥足珍贵，可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故事而言，它却并不重要。因为，我已经再也做不回记忆中的那个我。
我的改变，源自于一九九三年。
那一年，我十岁，我的父亲把我从九镇接到了城里。在陌生而冷漠的城市中，我受尽了欺凌，眼看着深爱的那个世界在自己眼前一片一片坍塌，我的心，也渐渐变成了一个没有光芒的黑洞。
在城里读完了剩下的两年小学之后，我升上了初中。
晚熟的我，一度以为初中和小学没什么两样，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读书而已。
然而，我错了。
初中虽然还不是成人的社会，但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儿童世界。在那里，有了男女的区别，有了懵懂的爱慕与势利的嫌弃，有了羞于启齿却又令人兴奋的梦遗和春潮，当然也有了蓬勃分泌的荷尔蒙与无处宣泄的旺盛精力。
而最不幸的是，在那个时期，我的晚熟除了表现在思想之外，还有身体。
刚进初中，我的身材非常瘦小。我还记得当时体育课上老师说要加强体育锻炼，不要做豆芽型的小朋友。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标准的豆芽。瘦弱，土里土气的方言，乡下出身的背景，这几点结合起来，我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学校里面小混混们欺负的对象。
当时我们学校有几个特别霸道的小混混，其中一个叫莫林，他的哥哥已经是地面上小有名气的混混，所以莫林在学校里面也就狗仗人势，素来都是横行霸道，无人敢惹。
我已经不太记得自己与莫林是怎么结的仇，但我会永远记得，当时我被他欺负得有多么惨，他带给我的痛苦和屈辱又有多么深。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一听到下课铃就恐惧。因为，只要一下课，我就会被莫林那伙人抓住，玩我们当地独有的一种游戏——打鹅。
所谓打鹅，是指四个人分别抬起另外一人的四肢，然后合力摇晃，将被抬者像扔沙袋一样奋力扔出去。被扔的人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浑身剧痛像条死狗般瘫在地上，在无尽的恐惧和悲愤中等待下一轮的降临。
每次我被莫林几人打鹅，都是在教学楼前面的那块草坪上，面对着很多同学的围观。刚开始几次，我总是企盼着会有人来帮帮我，至少能够报告老师也好。但是从来没有，哪怕是一声微弱的制止我都不曾听到过。我听到的只有人们一阵连着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这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滑稽至极的猴子，正在被耍猴人无情地戏弄。少年的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独自承受着那种没齿难忘的羞愧与痛苦。直到今天，我都一直在回想：假如当时有人能够上来帮我一下的话，后来的那桩血案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一切是不是也会截然不同？
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找到答案了。
因为，在那些已经真实发生的往事中，除了冷漠和戏谑之外，我从来都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最初，我还像小时候一样叫过妈妈来学校，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招不再管用了。老师当着家长的面批评了莫林之后，莫林不仅不会收敛，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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