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穿越国共分界线的时候，我就把几个金饼和玉坠啥的藏在了包孩子的小被褥里。
所以，在进入市区的路上虽然遭到了几帮国军巡逻队和特务的搜查，但都有惊无险地安全过关。
当我们找到一间民房，租住下后，已是傍晚了。
我让赖子媳妇在家等着，出去买了些肉食和馒头，回来吃了，便找房东要了盆热水，草草洗了，睡下。
一夜无话，第二天就雇了辆黄包车去了当时在信号山路附近的一家西医医院，请大夫安装合适的假眼。
那大夫四十多岁，很贪婪的，说了一大堆材料难弄的话，还有价格的高中低档。
我也不在乎钱，先偷偷给了他一个上好的翡翠玉坠，又塞给他一个金饼。
这下那大夫就立马成了孙子，跑前跑后地给我查验，殷勤有加。
中午，为了等眼球配型的消息，我和赖子媳妇抱着孩子就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
这饭馆不大，掌柜的牛逼闪闪，菜品不咋的，价格却很高。
都知道国军快完蛋了，饭馆也开不长了，不狠宰一下吃客对不住自己交的保护费。
我们俩人吃了饭，想想也没地方去，就坐在迎门的厅里喝茶挨时间。
外面大街上，路人行色匆匆，有挑担推车的，又达官贵人拖儿带女坐黄包车的，也有小贩沿街吆喝，更有穿的破破烂烂的讨饭的叫花子沿街乞讨。
我正和赖子媳妇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就见一蓬头垢面的半大孩子在店门口闪了一下，见店里有人，忙又缩了回去。
这并不稀奇，小叫花子多了去了，经常到饭馆抹碗见惯不惯。
我也没在意，又喝了几杯茶，跟掌柜的结了账，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起身领着赖子媳妇出了门想去医院。
刚出了店门，不经意间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和那个小叫花子缩在路边墙根下，面前守着个破碗在讨钱。
我因也曾有过这种经历，怜悯之心促使我从兜里摸出一块大洋，一声不吭地过去往碗里丢。
大洋碰撞碗沿的清脆声，让低头缩在墙根的娘俩身子动了一下，小孩忙磕头道谢。
就在他抬头的一刹那，我脑袋轰的一炸，懵了。
这，这不就是我儿子虎子吗？那低着头的女叫花子肯定就是“大花瓶”了。
我刚要叫出声，猛一想还有赖子媳妇在身后，没法解释呀，便强忍住心酸，转身匆匆带着她去了医院，先把她安顿在走廊的排椅上，接着飞速返回，却惊讶地发现，她娘俩不在了。
我娘，我只感觉后背一阵阵发凉，脑袋刺刺地炸了。
扎撒着手转头四望，对着过往的行人哭喊了几声，除引来一片怪异的目光外，没人搭理我。
我猛然想起了虎子窥探饭馆的情景，拔腿就冲了进去。
大堂里角落里，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半大孩子正埋头坐在桌子边大碗喝汤。
“虎子！”我愣愣地叫了一声。
“大花瓶”和虎子同时抬起了头，五目相对，娘俩一下子傻了。
她们万没想到会在这儿跟我碰面。
“大花瓶”傻傻地看着，一声不吭，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而虎子则叫了声爹，起身嚎哭着朝我扑来。
我忙上前一把抱起他，冲“大花瓶”道：“走，去雅间！”
领着她娘俩，在掌柜的引领下来到饭馆里的一个包间。
掌柜的问我们吃啥，我从兜里摸出两块大洋往他手里一塞：“要最好的，最贵的，尽管上！”
“大花瓶”一见，忙阻拦，但掌柜的攥着钱已乐颠颠地溜了出去。
那么，她娘俩是怎么沦落到这地步的呢？
原来，“大花瓶”带着虎子来到青岛后，想找王大拿，可偌大的城区有几十万人，情势也乱，想没门路没关系找个人，无异于大海里捞针。
娘俩就只好先租了个便宜的房子，慢慢打听，就这么过了段日子，身上带的钱就花完了。她们也被房东赶了出来，从此流落街头，当起了叫花子，饱一顿饥一顿的流浪。受过的磨难和冷眼，是她这个县长太太从没有过的。
我听了，心里难受的要死。
可又不敢再把她们带回解放区，只好先找了个地方把她娘俩先安顿下来，并把身上仅剩的两个金饼和三个翡翠玉坠全部拿出。
“大花瓶”自然不让，说你这些钱是来这儿按假眼的呀，不能耽误了。
我咬牙撒谎说我还在别的地方藏着一些呢，这点钱你们先拿着，等我去把大钱取出来，给你们找关系买船票，出去以后还要大量的钱落脚呢。
忙完这些，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大花瓶”要带着虎子陪我一块去医院，我哪敢？
就强调个理由，说还有很多事呢，今晚也不回来了，你们老实在这儿呆着，该吃了吃，该喝了喝，其他一切事等明天我来办。
就这么的，我匆匆告别她娘俩，返回了那家西医医院。
而赖子媳妇早在那等急了，以为我出了事或撇下她娘俩跑了呢。
我娘，这下两边哥两个人，心理和精神及财政压力就大了。
而且，我也没钱安装假眼球了。
咋办？我拿着单子，跟那贪财的医生再三保证，你们先取材做着，这一两天我就回家把钱拿来，而且还有相当的小费感谢你，云云。
那医生因为此前我的出手阔绰惊人，也就同意了，只是催促我一定尽快把费用交上，别误了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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