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没变样，旅店也还是那个牌子。
我进了门，掌柜的见我穿着军服，还挎着个药箱，脸上就有了喜气，问住旅店吗？我点了下头。
他殷勤地把我领到二楼。
我选了个带卫生间的房间，随手给了他三毛钱，掌柜的谢了。
我进入房间后，也顾不得洗澡，四下看看，把药箱放下就又出了门，在街边等“大花瓶”。
没多大会儿，她从街口远远地走了过来，穿戴的很严实。
头戴红毛围巾，身穿貂皮长大衣，脚蹬长筒皮靴，胳膊上挎着一个包。
她也望见了我，我们彼此轻轻点了下头，我转身进了旅店，在楼梯踏步上停住，见她用围巾和貂皮毛领子遮住了大半个脸，眼上架着副墨镜，推门走了进来。
我娘，这打扮，若不是熟悉她走路的步态，我也很难认出来的。
掌柜的一见，也明白是哪个富家太太来偷情的，也不问。
我刚进了房间，“大花瓶”也随之跟进。
掩好门，我们又搂在了一起……
这次，我是细米扒糠地跟她鏖战了数个回合，直到她身子跟电击似的瘫软在床上，半天没醒过来，才罢休。
事后，她慵懒地拥着我，说自去年我们分别后，她心里就喜欢上我了，说当时还不觉得，但日子越长，心里就越思念，有时想的都暗自垂泪。
她这话应该是真的，但我没当真，也不敢当真。
我也说很想很想她，也非常爱她，要不也不会冒死去救她。
当然，这话半真半假，我救他是为了‘龙种’。
她信了，也感动的哭了，说以后咱再也不分开了。
唉，女人不论文化有多高，智商有多高，在情感方面都是低能儿。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也别信男人的嘴。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在旅店里缠绵倾诉了约近两个小时，她穿好衣服，首先走了。
我在房间里磨蹭了几分钟，也出来了。
不过，我还不能直接回营房，要先去药店抓个方子糊弄一下呀，要不王大拿那儿怕起疑。
我背着药箱穿过一条街，进了一个药店，因为不认字，也不知这药店叫啥名字。
掌柜的是一个戴着瓜皮帽，架着眼镜的瘦老头。
我跟他说我媳妇宫寒，老怀不上孩子，要他开个药方抓点药。
老头见我穿着军服，就难为情地道：“老总，我们这儿只卖药，没药方没法办呀。”
我一瞪眼：“要你抓就抓，先给开几味药名，再按照方子抓药，不要紧，出了事不赖你！”
老头无奈，就依照别的治不孕不育的方子，在一张纸上写了几味药，又按照剂量抓了药。再三叮嘱千万要注意，患者一旦出现不适症状，赶紧送医院，否则出了人命他可担当不起。
我要的是他的药方，而不是药，就随便应了。把纸和药包塞到药箱里，扔下一块大洋，出了门，叫了辆黄包车回了营房。
梁大牙正好在，见我回来，忙问咋样了，我说她那病能治，不过的需要时间。
梁大牙说那就好，好好干，以后就有福了。
我应了，也忽然想起了三麻子交给我的任务，见办公室里没人，就坐到他对桌，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表叔，咱这里面谁的官最大？”
梁大牙乜了我一眼：“咋的了？”
我挠挠头，道：“没咋，就是瞎问呗，嘿嘿。”
他低骂了句，说道：“这地儿，除了日本人，数团长黄长武的官衔最大，不过人家有背景……”
啥？黄家二孙子当团长了？原来不是副的吗？
我心里暗暗沉了下，又问道：“噢，那，他也住在这儿？”
梁大牙把嘴一撇：“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哪会住营房里呀，在别的地方住。”
我哦了一声，怕他起疑心，就没敢再继续问。
中午吃了饭后，我就在院子里溜达，专门看过往的军官，寻找黄长武的身影，既然是个伪军团长，他肯定牛逼闪闪，衣服也不跟其他人相同。
我记得他哥黄长文是穿着一身黄泥子军服，他也应该是吧，因为官衔同级了，穿戴不会有别，另外，他们是双胞胎，模样也应该一样。
我后悔没细看那个死去的黄长文的脸部特征，不过若有和他一个模样的人在军营里出现，相信我会分辨出的。
但我在院子里，操场上溜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跟黄长文差不多服装和模样的军官出现。
只好失望地回到宿舍里，睡了一觉，醒来看看天快傍晚了，又赶紧出去撒目。
因为这时正是下班的时间，家在城里的，晚上多回去住。
但我在营房大门口附近溜达了十几分钟，还是没发现那个黄长武。
奶奶的，难道他土遁了？
我只好又回到宿舍里，跟着士兵们去伙房吃了饭，虽然满眼是伪军，也可能都知道团长黄长武，但我就是不敢问，怕事后露破绽。
一夜无话，第二天，我故意晚些时候才动身去王大拿家，目的就是等他上班走了。
来到他家后，果然只有“大花瓶”和那个叫小绵的女佣人在家。
小绵见我来了，忙泡了茶，而后忙活去了。
我和“大花瓶”对桌而坐，见她虽然妆画的很好，但眼圈仍有些发黑，这应该是昨天累大了的缘故吧。
我从药箱里拿出那个方子递给她，又拿出那几包药放在了桌子上，以掩人耳目。
她抿嘴笑了笑，拿起那张药方瞥了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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