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南昌起义中朱德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下）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兵分两路。
在三河坝，部队留下二十五师，主力由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等同志率领南下，直奔潮汕，夺取海陆丰这一带，争取获得一个港口接受可能来自共产国际或者苏联的军火援助。
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三河坝，阻击国民党抄袭起义军的后路，阻击几天之后，可以南下和主力会合。
就这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经过三天三夜的阻击，部队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仅剩2000多人。
朱老总完成了三河坝的阻击任务，准备南下与主力会合。
这时候，南下一些失散的官兵跑回来告诉朱老总，主力南下作战失败，只有12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领导人分散突围。
这是非常严重的消息，周恩来同志、聂荣臻同志去了香港，叶挺同志去了南洋，贺龙同志去了湖南，刘伯承同志去了上海。当时从南部跑回来的一些官兵讲：“主力都散了，我们不是主力还在这干什么？我们也散伙算了。”
部队面临一触即散的架势。当时如果没有朱老总，这支队伍很可能就溃散了。
在关键时刻，首先站出来的是朱德。
朱德说队伍不能散，主力打散了，但我们不能散，我们还有人，还有枪，有人、有枪就有办法。
后来很多当时留在三河坝的同志回忆，部队勉强听取了朱德的意见，非常勉强。因为部队不是他的，是叶挺的二十五师，朱德只是负责指挥。叶挺主力在南下作战全军覆没，二十五师走投无路，这个老同志说他有办法，大家姑且跟他干干，看他有什么办法。
队伍勉强没有散。
南昌天气非常热，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起义队伍穿短衣短裤，跟着朱老总走，一直走到10月底，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队伍还是短衣短裤，没有备装、没有食品、没有药品、没有弹药、没有给养，越走人心越散，越走队伍越散。
杨至成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
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2000多人的三河坝队伍走到最后只剩下800余人。后来中央接到报告，报告中写到南昌起义部队的窘境，师长、团长均逃跑，各营、连长直接离开。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
在这个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28 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只剩800余人。
这800余人能不能保留下来？
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800余人是残兵败将。
对胸怀大志者来说这800余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人数都放在这儿了，作为领导、革命者，你怎么认识这个队伍？
很多人动摇了，很多人撤走了，很多人转移了，很多人放弃了。
在最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又是朱德，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稳住了这支队伍。
26.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sān_jí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
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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