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国军官叫路易,在去中共“一大”会址的车上,我问路易:“你怎么想起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呢?”路易兴奋地说道:“中共‘一大’会址在当时是法租界呀,我们知道当时你们共产党很危险,到处有人在追你们,抓你们,要杀你们,法租界很安全,你们在法租界召开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中共现在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不要忘记我们法国人啊。”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实际上他要看的是他们法国当年对中共“一大”作出的贡献,就是说,是他们法国给我们中共提供了成立的地点。我对路易说:“路易,你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就知道了,你还得向我们道歉呢。”他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要道歉?我说:“你去中共‘一大’会址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在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参观到最后,当路易了解了中共“一大”会议的整个过程,他脸上的自豪感就消失了。
中共“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但并不是说就受到了法租界的保护。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青年学生,没有地下斗争经验。会议开到五分之四时,突然有个人闯进来,闯进来后连忙说,走错了,又把门拉上走了。年轻的代表们当时没什么经验,以为真是有人走错了门,大家继续开会。幸好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个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荷兰共产党人,他当即提出不行,这个地点已经暴露了,立即转移。马林此语一出,代表们刚开始还有所犹豫,但新生的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是具有上级指示意思的,于是大家立即转移,决定把剩下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召开。中共“一大”代表刚转移不久,法国巡捕就冲进来抓人了。
我对路易说:“你好好看看,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你说我们党成立要感激你们,我说我们新生的共产党差点儿被你们一网打尽了。”他说:“哎哟,还有这个事,我们真应该向你们道歉。”
从中共“一大”会址出来,我问那位德国军官,“现在该你建议去看什么地方了?”没想到这位德国军官提议去的地方,其潜在目的竟和法国军官如出一辙。他说:“我们能不能看看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最早引进德国顾问的,你们中国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成这样,不要忘记我们德国顾问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对你们作出的贡献。”
通过这两件事,两个外国人,两位外国军官——他们后来都分别当了德国和法国的驻华武官——对我们党和我们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充分认可的。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党没有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垮台了,还会有人认可我们吗?显然,那位法国军官绝不会以中共在法租界成立为荣,那个德国军官也绝不以孙中山最早聘请德国顾问为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上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支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莱恩?克洛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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