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折射党的艰难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1921年建党，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恐怕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话，后来还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923年，陈公博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党籍；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4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13位党代表，脱党的、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
周佛海、陈公博还当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①
①1946年10月，周佛海被国民党判处死刑，次年被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卒于南京狱中。
张国焘叛党，最后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主任，想办法怎么搞垮共产党。
我们单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党初建时的艰辛和曲折。可是还有，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
13名党代表中，脱党的、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4人，加起来是11人，最后党内幸存者仅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从13位党代表的命运中，你就能看到这个党何其艰难，绝对不像我们今天有些描述——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剩下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南湖的会议一开完，一轮红日从南湖的红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后一条红飘带，直接从南湖飘到井冈山，飘到延安，飘到天安门，我们就胜利了。
那是很浪漫的文学式的表达，党的这种艰难，这种艰辛，这种奋斗，没有一条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过来、走过来、爬过来的，非常不容易。
6.陈独秀为何没找到革命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有三个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的领袖。这三个领袖人物，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李立三，第三个是毛泽东。三个人都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走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独特道路，但是前两个人没有走成。
首先是陈独秀。
我们经常讲喜怒哀乐不形于色，陈独秀不是不形于色，而是非常形于色，并且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属于这样的人。陈独秀在大清王朝垮台之后，曾经与友人一起把别人按倒，强行剪人家的辫子，这种行为是很暴烈的。所以他不是很多人想当然描绘出来的——从书斋里走出来，就文文静静，温文尔雅，搞一些理论推演。陈独秀不是这样的，他是个行动派，而且他的个性里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
中共“一大”，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但是依然选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党的经费非常紧张，因此，马林来华后，当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提出共产国际将给予中共经济援助，但中共中央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时，陈独秀面前的第一道难题立即就来了。
这时候中央内部也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和李达面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条件，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补贴来开展工作。
这无疑使李汉俊、李达二人和马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后马林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
张国焘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工作计划和每月需1000余元的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开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据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①
①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0
陈独秀则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②。
②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0
双方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③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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