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边缘或者被边缘的人，这种人很少，但无处不在。他们不引人注目，不被重用，可有可无，但却对周围的一切了如指掌。他们是麻木的，颓废的，但对涉及自己利害关系的一切总是如动物般敏感，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已经很少，经不起任何一点的侵犯。人们对这种人敬而远之，他们总是处在被忘却的角落，这更有利于他们从暗处观察一切人和事，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或有害的蛛丝马迹，这几乎是他们这种人保护自己的本能。
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在黎世杰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在民国三十年夏天这个多事的季节，特工总部异常地繁忙，而他是极少数几个被这种繁忙排除在外的人。他对此感到焦虑和不安，而且他身体上的伤痛也日渐恶化，越来越显示出一种不祥的征兆。很多次，他很想放弃那种看起来无谓的犹豫，到日本去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虽然每次他都能说服自己否定这种想法，但理由其实并不充分。
在特工总部进进出出的很多人他都不认识，有些人走了，有些人在逃离，有些人死了，陌生的面孔越来来多，他开始厌恶这个地方。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什么地方，一旦离开这里，他仅有的一点可资利用的价值就会失去，他对这场战争的全部贡献依靠的就是这点残余的价值。
即使在湿热的夏天，他也要穿着不合时宜的毛料西服，遇到阴天也许还要围上围巾。他看起来像个怪物，老人们躲着他走，新来的人都惊奇地看着他。尽管他还不到三十岁，但已经如一个老者一样行动迟缓，步履蹒跚。
下午，乌云开始压下来，又要下雨了。他慢慢地走出总部的大门，人们一个接一个从他身边闪过，人们躲避着他，甚至连曾经熟悉的人也懒得和他打招呼，仿佛他是不存在的。一个人从他身边走过，这个人并不起眼，夹杂在来往的人群中，他从黎世杰身边晃过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黎世杰立刻感觉到，这是一个曾经见过的人。他转过身，看着他的背影，既熟悉又陌生，他确信这个人他认识，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失去敏锐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他在脑子里快速回想，一张张面孔从他眼前闪过，他终于找到了，就是他，黎世杰看着他走进了曾石的办公室。
这个人的出现黎世杰并不感到特别惊奇，象他这样的人，出现在上海的任何场所都是符合逻辑的，更何况特工总部这样的地方。黎世杰可以确定的是，他来到这里时间很短。尽管现在人员更替频繁，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很杂，但黎世杰很小心地观察着每一个新出现的人，他很少有遗漏，他认为这个人来到这里不会超过五天。
黎世杰坐在离特工总部不远处的街边一条长凳上，这里可以看见所有进出的人。他经常坐在这里，人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任何人关注他。他在想关于这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在等着他出现。他等了半个小时，看见他走了出来，朝他坐着的方向走来。他穿着正式的西装，带着礼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他的面孔。他走得很快，从黎世杰身边走过的时候，黎世杰看见了他的正面，确实是他。
黎世杰跟了上去，他这么做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他不愿意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相认，那样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会有不可预知的风险，他想和他单独面对面，这样对大家都好。他已经反复想过，这样做风险可以降低为零。
他跟了近一里路，他拐进了一条弄堂，黎世杰也拐了进去。他没看见那个人，他意识到有点不对，立刻转过身。那个人站在他背后，定定地看着看，手放在西服兜里，黎世杰认为他手里握着枪。
“跟着我干什么？”他低声问。
黎世杰沉默地看着他，相持了一会，那个人突然醒悟了，他盯着黎世杰的眼里闪现出一种奇怪而诧异的目光，黎世杰点点头，笑了笑。
两人都在回忆陈约翰被杀的那天发生的事情，都在回忆双方会面时令人无法忘却的那一瞬。
“你什么时候来的特工总部？”黎世杰问。
“你是什么人？”那个人生硬地问，藏在兜里的手微微抬起了一些，黎世杰几乎看见了枪管。
黎世杰掏出证件，递给他，他有些惊疑地接过来，仔细看了，他的脸色变得有些发白。他很恭敬地把证件还给黎世杰，脱掉礼帽，然后微微鞠了个躬，说：“对不起，黎先生。”黎世杰看见他额头上有一块明显的疤痕。
“你叫什么？”黎世杰接过证件，问。
“敝姓吴，吴仁甫。”他恭敬地说，“三天前刚来的。”
“以前在什么地方？”
“警察局。”
“再以前呢？”
吴仁甫迟疑了一会，说：“在租界混，没做什么事。”
黎世杰盯着他，吴仁甫努力保持着镇定。
“是么，看来你混得不错。”
吴仁甫有些不安，说：“黎先生，我不明白您的话。”
“你总该明白你额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黎世杰说。
吴仁甫勉强笑了笑，黎世杰从他眼里看到了一丝惊慌。
“有空到我那儿聊聊。”黎世杰并不急于马上知道，他朝吴仁甫摆了摆手，他要给他一些时间来想清楚，给他一些回旋的余地，并不急于逼迫他。
吴仁甫的表现使黎世杰心里更多了几分底气，陈约翰的死是个意外，但这个意外是违背日本人意愿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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