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了四年的中日战争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看不到结局的特征，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人们早已经度过了战争初期的激情、希望和焦虑，转而主动去适应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了。市面上一切都在短缺，不但是华界，连租界都感受到了物资匮乏的威胁，曾经的繁荣逐渐被恐慌取代。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租界里已经没有人再有兴趣猜测日本人什么时候实施占领，他们只是在做一些准备，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对于黎世杰来说，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进入夏季以来，日本人连续破获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几个电台，不但有苏俄的，还有英美方面的。而在华界，重庆方面的电台活动也突然变得频繁起来。尽管日本宪兵现在已经可以任意进入租界活动，但这种行动的便利毕竟不等同于占领，而日本人对租界内电台的活动明显地体现出一种焦虑，甚至连黎世杰这样的小人物都能感觉到。
局势的混乱使得特工总部获得的消息也异常混乱，准确率极差又缺乏时效性。黎世杰每天都能接触到很多经过审讯得到的线索，但大部分都无法核实，日本人对情报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凡是他们认为有一定价值的情报中国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越来越不信任中国人，不愿意中国人经手他们认为可靠的消息。这种互不信任的工作方式极大地降低了效率，当然，另一方面也使得相关工作的保密性大大增加。
黎世杰小心地从各种消息来源中梳理出可能会有用的东西，但由于他无法进行核实也不主导审讯工作，这项工作很难取得进展。不过有一件事情他注意到，在特工总部对嫌犯的审讯过程中，关于延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在抓人方面也越来越有针对性，在一次和周枫见面时，他提到了这个问题。
“你们应当小心些，不要出前次那样的纰漏。”
“你怎么看这件事？”周枫问，她现在并不忌讳这种带有请教意味的询问方式。
“我不清楚，或许是日本人的决定，我也不了解你们在做什么，我只是提醒你们。”
黎世杰不愿承认他在给周枫他们提供情报，他认为他只是想帮助他们，至于为什么帮，他自己也并不清楚。他其实不算真正深入地了解他们，但对他们的恶感正在慢慢地消失。这场战争显得那么的漫长，至少黎世杰看不到结束的希望，这种疲惫的感觉正在改变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其中也包括对他们这些人。
有时候他来找周枫并不是为了什么具体的事情，他只是找她聊聊天，找个地方坐一会，随便喝点什么，抱怨倒霉的天气使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他的生活就像中日间进行的这场战争，压抑、孤独而且充满危机。
周枫从来不拒绝他，但她也从不显示出过分关心他，至少表面上如此。她在和黎世杰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同时，对他是顺从的，为了使他的情绪不至于过分低落，她也会陪着他喝上一杯，或者抽上一只烟。偶尔他们会发生一些小小的争论，关于时局，关于某个具体的人或某件具体的事，这些争论往往以周枫退让而结束。
黎世杰不认为自己对周枫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对此的看法是根深蒂固的，他认为周枫打扮土气，皮肤粗糙，长相一般，举止更谈不上上海女人的雅致，远不是他欣赏的那种女人。他和她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亲近的感觉，他觉得他们都是这场战争的弃儿，都被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所吞没，他们互相依靠在一起，会觉得更安全。虽然从他们的身份和处境来说，每次见面都带着某种不可知的风险，但黎世杰认为，周枫带给他的安全感远胜于这些风险。他不清楚周枫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但他认为周枫和他在一起至少不觉得不愉快，不觉得勉强，同样也不觉得危险。
他们的每次见面都很短暂，而且从不预先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短暂总是意味着美好，这仿佛也是他们之间的某种默契。
黎世杰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开一些玩笑，比如他会突然问：“他们不允许你买新衣服吗？”
周枫当然知道“他们”指的是谁，她瞪他一眼说：“这叫什么话？”
“你这件衣服五天都没洗，你也不换。”
“谁说我没洗？”
“你袖口的油渍，我上次就见到了。”
周枫脸红了，作为一个女人，她感到一些羞愧，于是下意识把手放下去，离开黎世杰的视线，低声说：“我洗了，只是没有肥皂。”
“怎么不去买？”
“现在肥皂很难买，很贵——”
“他们不发你薪水吗？”
周枫白了他一眼，不再说话，因为她继续说下去，会引发他更多的追问，而且她很清楚，这种追问并不是真正的好奇，而是为了嘲讽她。她可以忍受黎世杰对她进行嘲讽，为了使黎世杰开心，她可以完全不介意这种刻意的取笑。但她不能忍受黎世杰对“他们”进行同样的嘲弄，虽然她也明白这种嘲弄其实并无恶意。当然，作为获得某种了乐趣的回报，黎世杰不会忘记下次带一些肥皂来。
从根源上说，他们不是一类人，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完全不一样，甚至对同一件事的感觉都迥然不同。比如黎世杰认为日本人如果占领租界会是一个悲剧，因为这会破坏上海的生活方式，租界代表着上海的文明和自由，这种文明和自由是上海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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