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世杰和周枫见面后的第二天，宪兵司令部的一辆汽车在行驶中遭到炸弹袭击，炸死了两个人。尽管黎世杰得到这个消息时并没有明确死者的身份，但判断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并不算难。他不但对他们的效率感到惊讶，对他们情报的准确性也非常意外，他现在很了解日本人，在类似这样的事情上，他们几乎不会出现疏漏。
事后黎世杰受到了常规的问询，他也更多地了解了一些内情，事情基本和他的判断吻合。那个人被抢救过来后，当天深夜里再一次接受了审讯，并且再次说出了那天曾经对黎世杰说的那个地址，之后又被送往医院抢救。三天后，在前往一家日本军方医院的路上遭到伏击死亡，同时死亡的还有一名陪同他转院的日本特高科少佐。
日本人并没有怀疑黎世杰，他们只是需要对此事做一个相应的档案，对于黎世杰与这个案子的关系，日本人下的结论倒很符合某种真相：黎世杰只是在纯偶然的情况下被动地和这个案子产生了关联，他自己没有主动性，类似的结论总是意味着当事人的解脱。
他又恢复了照常的日子，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种重复使他烦躁不安而又无可奈何。端午过后，特工总部变得繁忙起来，被抓到特工总部接受审讯的人越来越多。由于人手不足，黎世杰常常被叫去帮忙，鉴于他身体状况很差，因此只是做一些记录之类的辅助工作。黎世杰对此并不特别抗拒，很多时候他内心更期望能从这个工作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尽管他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假如真的获取了有价值的情报该如何处理。
事实是他总是很失望，被抓来的人很多，来自各行各业，甚至偶尔还有从租界抓来的西方人——特工总部现在已经完全不忌讳从租界抓人，甚至不再忌讳被抓人的身份——但这些人很少有情报价值，所谓反日反汪行为也大多是捕风作影或夸大其词。日本方面现在很少参与对这些人的审讯，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人或线索会在第一时间转入日本人手中，不容许中国人插手。甚至李世群这样的人也很难参与到敏感案件的审讯中，特工总部的行为更像是迎合上海的一种现实气氛。
但对于被抓来的很多人而言显然事情不那么容易了结，至少有一次，黎世杰极偶然地推开曾石办公室的门时看见曾石正接过一个中年女人递给他的厚厚的一沓美钞。曾石对黎世杰看见这一幕并不在意，等中年女人走后，曾石从中抽出几张塞给黎世杰，并且不允许他哪怕是象征性地推辞，之后，黎世杰很快看见等候在曾石办公室门口的中年女人带走了一个年轻人。
这些事情差不多是半公开地在进行，这也意味着黎世杰几乎不可能获知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即便他们抓来的人当中有真正的反日反汪分子或重庆延安方面的人，他们也可以轻易地脱身。尤其当他们获知这些抓捕几乎都是盲目进行的时候，这种带有恐吓敲诈性质的审讯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可能获得成果。
有几次黎世杰看见赵子清来到特工总部，他一般是找童海或曾石，偶尔也会去李士群的办公室。由于赵子清的身份和他在上海多年的复杂经历，很多人都愿意找他帮忙把被抓进去的人弄出来，他也很乐于在不把自己牵连进去的前提下做这些事。黎世杰对此并不觉得奇怪，赵子清是生意人，在他眼里一切都可以交易，他确实是一个最适合不过的中间人。
办完事赵子清也会来黎世杰这里聊聊天，他对黎世杰保持着足够的亲热，两人之间的交谈总是那种很随意没什么顾忌的朋友式的。唯一的变化是，赵子清不再在黎世杰面前谈生意，当然也更不会提他们之间曾经存在的合作关系。黎世杰对赵子清的所作所为是不以为然的，但也谈不上反感。在当前的局面下，很难说他做的事情没有一点积极意义，黎世杰从不在他面前谈论这类事情。
只有一次例外，黎世杰跟他谈起一个在法租界里撒反日传单的年轻人，不到十八岁，自己供认说是拿了钱替人做事。由于一直没人来替他交涉，又是被抓进来的人当中少有的证据确凿的，特工总部准备把他移交到日本人那边。黎世杰曾经参与过两次对他的审讯，他很难判断他的身份，但并不认为他是什么真正的反日分子，至少不是中坚分子，因为真正的组织者不会去做撒传单之类的事情。黎世杰对这个年轻人没有任何个人的感情，他只是不愿意他被送到日本人那边，他对赵子清提到了这个人。
“世杰，何必呢，这关你什么事？”
“是不关我的事，我也没说要怎么样。”
赵子清看着黎世杰，仿佛在探询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总得有那么几个人倒霉，对不对？你总得让他们交差，对不对？要真是你的事，那没什么可说的，可你现在是在管闲事，没这必要，何况抓他是有证据的，万一真是什么人，你——对不对？”
黎世杰不吭气，只是深深地吸着烟。
“你真是疯了。”赵子清无奈地说。
两天后，一个年轻人被抬出地下室，扔到一里地外的一片荒草地上。
接到赵子清的电话，黎世杰去了那片荒草地，看见了被裹在一张破竹席里的血肉模糊的那个年轻人，他放了五块大洋在他手里。
仅就这件事而言，黎世杰并不觉得欠赵子清什么，当赵子清抱怨这件事给他造成的麻烦时，黎世杰只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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