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周枫又见了一面，他看得出周枫对他现在的身份很疑惑，也很感兴趣。但同样明显的是，她遏制住了探询这件事的冲动，也许她认为黎世杰对类似的盘问会很反感，很抗拒，她不愿意做任何可能使黎世杰不高兴的事。她和黎世杰已经不是初次见面，他们彼此已经很了解对方。
她也没有如黎世杰预料的那样企图动员他加入他们的组织或者至少能进行一些合作，甚至很小心地避免谈论类似的话题。
她其实只是想对黎世杰表达单纯的谢意，并且这种表达只是她个人的感情而与任何其他人其他事无关，她尽自己所能请黎世杰吃了一顿饭。在黎世杰看来其实大可不必，这顿饭花去了周枫身上差不多所有的钱，而在黎世杰眼里既够不上档次又谈不上好吃。虽然她一再表示有能力支付，但黎世杰在点菜的时候却需要替她精打细算以免出现意外，最终是周枫自己点了两个不见得好吃却比较贵的菜，这实在是请人吃饭里最糟糕的一种方式。
作为男人，黎世杰并不喜欢周枫。尽管他本质上也是乡下人，但他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了，虽然他对女人不算敏感，但也自有他的审美观，这个审美观接近于一个普通上海男人对女人的一般看法。他觉得周枫永远象个刚到上海来讨生活的乡下女人，适合她的事情无外是纺织厂里当女工或是在某个中产人家当佣人，找机会嫁个人力车夫或杂货铺的伙计之类的人。再往后，她就会成为弄堂里那些粗俗的老妈子，假如她一直不离开上海的话。
甚至他和周枫走在街上他都觉得有失身份，曾经有那么一瞬间，他想为周枫买一件纯丝绸的旗袍。因为他们从饭馆出来恰好路过一家上海有名的旗袍店，不过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并为自己竟然产生这样荒唐的想法感到好笑。
他和周枫礼貌地告别，两人都没有相约再次见面。既然身处一个一切都不确定的年代，面对的又都是一切都不确定的人和事，约定不约定其实也就无所谓了。
黎世杰认为自己在这个圈子里其实前途并不确定，他没有靠得住的背景，没有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甚至也缺乏必要的交际能力，他能立足只能是依靠比被人更多的谨慎，有时候还需要一些运气。他的确认为自己有一些运气，两次负伤不死就是明证，运气不能改变一切，但却可以使你保持对未来的希望。
黎世杰从陈约翰的诊所路过，这几乎是他一种无意识的行动，他只要去法租界，总是有意无意地要从陈约翰的诊所门口过一下。虽然这短暂的几十秒钟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黎世杰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每次他总是习惯性地从诊所街对面走过，然后看看诊所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异常。只要诊所维持原状，他就感觉很满意，因为这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变化。
刚开始他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喊他，因为那个人喊的是“周先生”，他没在意。但那个喊“周先生”的声音又一次在他身后响起时，他记起来了，他有一段时间确实是“周先生”。他回过身，是陈约翰诊所斜对面的旅馆的小伙计，他跑得很急，嘴里喊着“周先生。”
黎世杰站住，小伙计跑过来，喘着气，说：“周——周先生。”
黎世杰问：“什么事。”
小伙计说：“周先生，你定的房间还要不要？想不想退？”
黎世杰说：“我记得我是付了六个月的房钱的。”
“没错，周先生，我们掌柜的说，您一直没来住，房间一直空着，有别的客人想租。”
黎世杰说：“我继续租，到时我会来退房。”
“那就好，周先生，我就是问一下，我们掌柜的说，如果周先生想退的话，可以多退一点钱。”
黎世杰不理他，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他站住了，转身喊住了小伙计。
“我问你，你们涨房钱了？”
“没有。”
“客满没房了？”
“也不是。”
“那为什么想让我退房，还愿意多退钱？”
小伙计说：“是有位先生要租那间房，来问过几次，出的钱比您高，所以我们掌柜的让我遇到您问一声。”
黎世杰明白了，他温和地朝小伙计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那间房屋本身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和其他任何一间客房一模一样。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那间屋子恰好处在观察陈约翰诊所的最佳位置，这就是这间屋子的唯一特殊之处，当然也就是有人愿意出高价租下这间客房的唯一原因。
黎世杰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办公室，他默默地点燃一支。，他在想，是什么人需要那个房间来监视陈约翰呢？如果不是76号，那就是日本人，日本人监视他，是合乎逻辑的，他们本来就可能对他有所怀疑。也许他们不信任这边的结论，希望由自己的人来验证一些事情，也许他们根本不相信这边的人，这些解释都是能说得通的，只要是说得通的事情，就是正常的。假定不是日本人，而是76号的人想租用那个房间，那就不正常，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日本人不信任76号，更意味着76号不信任自己，这才是问题所在。
黎世杰反复想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他找不出破绽，他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如果说怀疑自己的人，首先就会是曾石，但如果是这样，曾石就不会和自己做生意。日本人可能怀疑特工总部有问题，甚至怀疑不特定的中国人，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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