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军区的划分，将领的分配，部队的调度，各兵种之间的配合，以及两支军队装备的差异往往只能或多或少地影响战争胜负的话，那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因素便是资源！
这里的资源范围很广，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内的一切可以形成己方军队战斗力，削弱敌方的东西。
没有足够的劳工，工匠，青壮年，以及喂饱他们的粮食，提升他们积极性的银子，便没有强大的后勤，没有不断更新的装备，没有源源不断地兵源补充，就不能进行比敌人更好的防护和进攻，士兵的伤亡便会更大。
关内北地五省一京广阔的土地这十几年的天灾人祸已经严重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生产力。
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方法攫取地区的有限资源来支援战争的话，大顺王朝追赃助饷，抄没前明藩王宗室的那两千多万两银子根本不能支撑近四十万正规军和近十万地区卫戍部队一年的开支。
仅仅是军饷和可能发生的抚恤奖赏便会超过一千万两，更别说如此庞大的军队四面作战所导致的巨大武器装备损耗了。
所以真正决定着“先南后北，最后决战”这一战略成败，大顺王朝生死存亡的根本在于基层政·府的建设和地方经济的恢复，更在于大顺军能否取得各地地方乡绅的接纳。
以大顺军的家属为主要力量参与到地区的治理和建设中是巩固统治，形成强大力量的有效办法。
但必须和地区的乡绅展开合作，以妥协求同的态度确定利益的分配和让渡，否则极有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双方的对立。
李来亨知道，刚开始只能是“同流合污”，除了尽量争取为佃户减租减息外，并没有其他办法同时确保战争的胜利和百姓的利益，很多事情还得再等等，还得再苦一苦百姓。
登基大典上，除了宣布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追赃助饷，均田分地外，李自成还要求将除了前朝宗室，奸臣巨贪，罪大恶极者之外的所有已收田地，没收家产尽数归还原主。
在保护私产的前提下，各地依据自身条件，组织军屯，民屯，人多地少，再次失地人数过多的地区由当地政府和乡绅集资，组织垦荒团前往河南，陕西等地开垦荒地，之后再从对应土地的税收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在一定的时间内本息尽数归还。
这也是李来亨利用现代金融知识尝试的财务实验，除了“分期”返还垦荒团费用外，李来亨还说服了李自成进行朝廷财税改革，革除前朝弊端，加大盐，铁，酒控制，降低矿税，商税，鼓励开矿和经商，扩大税基，增加财税收入。
在凭借这些逐步落实的政策手段取得商人，大户，乡绅的信任之后，再让户部尝试发行战争债筹集军费，刚开始战争局势尚不明朗的时候必然难以筹措，到一年后，大顺朝廷战争局势大大好转，但是财税濒临崩溃的时候，便可借此缓解，继续支撑战争到达最后的胜利。
说到底，战争比的是搞钱的能力，谁搞钱的能力强，用钱用得精准，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谁就能接受失败，重新振作。
而这也是李来亨坚信自己只要守住北京三个月，满清鞑子的失败就不可避免的原因。
关外的百万生民，原本富裕的生产力早就被鞑子杀光了，如果不能通过更多的战争获取更多的资源，满清鞑子十万军队便只能不断损耗，不断减少，最后走向失败。
在大典宣读完一系列的军政命令，家国大策后，数百个信使立即携带公文，骑着快马从北京出发，争分夺秒地将登基大典上发布的信息传到大顺王朝各处。
之后的三天时间里，李自成安安稳稳地将紫禁城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包括皇椅，佛像上的金粉，宫廷里的银杯全都席卷一空，包括追赃助饷还剩余八百多万两白银，整整装了几百辆大车，一起运回陕西。
车队浩浩荡荡，李自成身着龙袍，威风凛凛，文武百官朱红紫青，井然有序，大顺王朝终于开始有了应有的样子。
跟着他们一起离开北京城的还有几十万平民百姓，不过他们不是往山西的方向去，而是朝着直隶，河南等地撤退。
但还是有十几万百姓不听劝告，执意留下，李来亨也没有办法，他们要待在自己的家，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又有什么错呢？
那是鞑子的错，若是死守北京城，城破之日，必是屠城之时，留在这里，几乎就是必死的结局。
李来亨是没有十足把握守住北京城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毕竟京津虽然有六万多军队，实际战力折算起来却不会超过两万五千辽东营新军！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李自成的离开，一切似乎都异常平静，留在北京城的百姓依旧是过着和以前差不多的生活，只是除了整整齐齐巡逻的大顺将士，街道上空空荡荡的，夜晚的城市也更昏暗了！
刘宗敏率党守素和谷可成，以及手下的三百多个老兵，另外还有辽东营新军第三大营五千人马，新兵一万五千人马，共计两万余人驻守天津。
李来亨则率领剩下的一万辽东营新军和三万新兵驻守北京城，许勇，王浩，李林等人都留在了北京。
在大练和集训的日子里，李林当初抢的肉干和牛羊开始在士兵们每日的伙食里出现，军队的训练依旧做不到每日一大练，只能是三天一大练，五日一集训。
其余的时间，则是士兵们在城里重要的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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