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农民几年后，已没人关注舅舅这个右倾分子了，大队要成立革委会，缺主任，全村都知道舅舅有文化，在城里吃过供应粮，公推舅舅出山。舅舅对前来筹备大队班子的公社书记说：“1957年我是右倾，被开除回来的。”公社书记想了一会，说：“你是有文化的人，不能当主任，那能干点什么呢？”舅舅说：“书记，我家里孩子多，口粮不够吃，我想到公社食堂烧饭！”
我舅舅就这样进了公社农机厂食堂烧饭，一烧就是八年。其中我表姐刘玉芬帮着烧了三年半。
刘玉芬到食堂帮忙，厂长说：“你丫头来烧饭，没意见，烧饭每个月六块钱是早就定好过的，一分钱不能加。”烧饭虽没报酬，但女儿不受风雨太阳之苦，还能吃饱饭。舅舅说行。
于耕田喜欢把鱼虾卖到镇上的农机厂食堂，价钱比镇上要便宜三分之一。卖了几次后，舅舅说公社农机厂由一帮铁匠、木匠造的手扶拖拉机一台卖不出去，没钱天天吃鱼虾，叫于耕田不要来了。于耕田嘴上答应，可腿上却不由自主地又来了，直到有一天，刘玉芬跟于耕田在食堂外面叽叽咕咕地说话，忘了把灶膛里的火熄掉，一大锅米饭烧煳冒烟了，舅舅这才发现了苗头有些不对，他操起厨房里的菜刀，将一身鱼腥味的于耕田轰出农机厂大门：“你要是再来，我砍断你的腿！”
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刚卖了鱼的于耕田在街头拦住了我，他托我将一双尼龙袜子带给刘玉芬，我有些犹豫，于耕田买了六毛钱卤猪头肉在我鼻子正前方扬了扬：“你舅舅要砍断我腿，腿断了，捞鱼摸虾的钱就挣不上了。你尝尝看，这猪头肉香不香？”我拼命咽着嘴里泛滥的口水，无济于事地僵持了不到两分钟，一伸手，抓起猪头肉和尼龙袜飞一样地跑了。
刘玉芬接过蓝底紫花尼龙袜的时候，手足无措，一会儿往左口袋里塞，一会儿又往右口袋里塞，她攥着袜子心虚地问我：“我能要吗？”我隐隐觉得这双尼龙袜子有些不怀好意，但吃了于耕田的猪头肉，嘴有些短，就很含糊地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要。”
舅舅知道刘玉芬脚上的尼龙袜是于耕田送的，气得脸像袜子一样青紫，他对表姐刘玉芬没发火，却把一腔怒火发到了我的头上：“你都是高中生了，又不是看不出那小子心怀鬼胎，你居然充当帮凶！”
舅舅花三块钱在镇供销社买了一双红底蓝花的尼龙袜子给刘玉芬穿上，那是他们父女俩起早贪黑烧饭半个月的报酬。我把洗干净了的尼龙袜退给于耕田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手里攥着袜子如同攥着一份残酷无情的休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1978年冬，我即将高中毕业，高考恢复了，这个时候，我早已无心关注于耕田和我表姐刘玉芬之间的儿女情长或英雄气短了。元旦前两天，于耕田找到我，他叫我带一张电影票给刘玉芬，县电影院元月1日中午12点30分的，是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全县人都快看疯了，里面男女抱到一块亲嘴，胆子真大！”这时的于耕田很自信，他用卖鱼虾的钱买了我们大队第一辆自行车，“长征”加重车，就凭这辆豪华自行车，全公社的漂亮姑娘于耕田可以随便挑。
我说我要复习考大学，没时间去送电影票。于耕田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塞到我手里：“你复习太苦，这钱拿去买两瓶补脑汁喝，考走了最好，考不走，我把摸鱼虾的手艺教给你，闭着眼睛一年挣六七百，比公社书记的工资都高。”
我揣着电影票走到农机厂食堂门口时，舅舅将我堵在了油污很厚的门边：“这么早你来干吗？”我心里做贼似的说：“找表姐。”听到声音的刘玉芬从厨房里跑出来，很兴奋地塞给我一个馒头：“早上食堂剩下的，还热着呢。”尼龙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舅舅的神经，他用像鹰一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支吾着：“没什么事，走到厂门口了，进来看看！”我手里攥着电影票，接馒头时，其实已经悄悄地挨到了刘玉芬的身边，可舅舅寸步不离地贴着我，我毫无办法。刘玉芬似乎看出了我脸上的暗示，说了一句：“你明天放学走这路过一下，给你留一些锅巴，食堂大铁锅烤的，很香！”
第二天，也就是12月31号傍晚放学，我又去了农机厂食堂，舅舅仓促地给了我一大块锅巴，叫我快点回家，我问表姐去哪儿了，舅舅说厂里元旦放三天假，去江苏扬州的姨娘家走亲戚了，姨娘五十岁生日。
当晚我回到村里找到于耕田，他收起电影票，将五块钱重新塞回我手里：“你不要为她打掩护了，我知道，刘玉芬看不起我。”他抬起头，望着黑暗的天空，一字一顿地说道，“明天、明天我就离开这鬼地方，到县城去打江山，公社农机厂烧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于耕田去县城半年后，公社农机厂倒闭，正逢分田到户，舅舅和表姐刘玉芬卷起铺盖回家种田，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
从那以后，于耕田和刘玉芬就再也没有了任何来往。
3
舅舅家分了十二亩责任田，午秋两季，抢收抢种，披星戴月，其间的苦和累，在城里吃过供应粮的舅舅深有感触：“能说出来的苦不算苦，能说出来的累也不叫累。”乡下人都知道，干活累极了不能收住脚，只要一歇脚，人站着就睡着了。一次，表姐刘玉芬插秧回家吃晚饭，她捧着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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