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志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读者们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朱佩弦（自清）先生，于八月十二日去世了。认识他的人都很感伤，不认识他可是读过他的文字，或者仅仅读过他那篇《背影》的人也必然感到惋惜。现在我们来谈谈朱先生。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教授，任职已经二十多年。以前在浙江省好几个中学当教师，也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过书。他毕了北京大学的业就当教师，一直没有间断。担任的功课是国文和本国文学。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处事又认真，经济也不宽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战，不能好好的治疗，休养。早经医生诊断，他的病是十二指肠溃疡，应当开割。但是也有医生说可以不开割的，他就只服用了些药品了事。本年八月六日病又大发作，痛不可当，才往北大医院开割。大概是身体太亏了，几次消息传来，都说还在危险期中。延了六天，就去世了。他今年五十一岁。
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教师有所谓“预备”的工夫，他是一向做这个工夫的。不论教材的难易深浅，授课以前总要剖析揣摩，把必须给学生解释或提示的记下来。一课完毕，往往满头是汗，连擦不止。看他神色，如果表现舒适愉快，这一课是教得满意了，如果有点紧张，眉头皱起，就可以知道他这一课教得不怎么惬意。他教导学生取一种平凡不过也切实不过的见解：欣赏跟领受着根在了解跟分析，不了解，不分析，无所谓欣赏跟领受。了解跟分析的基础还在语言文字方面，因为我们跟作者接触凭借语言文字，而且单只凭借语言文字。一个字的含糊，一句话的不求甚解，全是了解跟分析的障碍。打通了语言文字，这才可以触及作者的心，知道他的心意中为什么起这样的波澜，写成这样的一篇文字或一本书。这时候，说欣赏也好，说领受也好，总之把作者的东西消化了，化为自身的血肉，生活上的补益品了。他多年来在语文教学方面用力，实践而外，又写了不少文篇，主要的宗旨无非如此。我们想这是值得青年朋友注意的。好文字好作品拿在手里，如果没有办法对付它，好只在它那里，与我全不相干。意识跟观点等等固然重要，可是不通过语言文字的关，就没法彻底分析意识跟观点等等。不要以为语言文字只是枝节，要知道离开了这些枝节就没有另外的什么大事。
他是个不断求知不惮请教的人。到一处地方，无论风俗人情，事态物理，都像孔子入了太庙似的“每事问”，有时使旁边的人觉得他问得有点儿土气，不漂亮。其实这样想的人才是“故步自封”。不明白，不懂得，心里可真愿意明白，懂得，请教人家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在文学研究方面，这种精神使他经常接触书刊论文，经常阅读新出的作品，不但理解他们，而且与他们同其呼吸。依一般见解说，身为大学教授，自己自然有已经形成的一套，就把这一套传授给弟子，那是分内的事儿。很有些教授就是这么做的，大家也认为他们是行所当然。可是朱先生不然，他教育青年们，也随时受青年们的教育。单就他对于新体诗的见解而论，他历年来关心新体诗的发展，认明新体诗的今后的方向，是受着一班青年诗人的教育的，他的那些论诗的文字就是证据。但是，同样在大学里当教授的，以及在中学里当教师的，以及非教师的知识分子，很有说新体诗“算什么东西”的，简直认为胡闹。若不是朱先生的识力太幼稚短浅，就该是那些人太不理会时代的脉搏了。
他待人接物极诚恳，和他做朋友的没有不爱他，分别时深切地相思，会面时亲密地晤叙，不必细说。他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就与学生亲近，并不是为了什么作用去拉拢学生，是他的教学和态度使学生自然乐意亲近他，与他谈话和玩儿。这也很寻常，所谓教育原不限于教几本书讲几篇文章。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国的教育偏偏有些别扭，教师跟学生俨然像压迫者跟被压迫者，这才见得亲近学生的教师有点儿稀罕，说他好的认为难能可贵，说他坏的就不免说也许别有用心了。他在大学里也还是如此，学生就是朋友，他哪里肯疏远朋友呢？可是他决不是到处随和的好好先生，他督责功课是严的，没有理由的要求是决不答应的，当过他的学生的都可以作证明。学生对于好好先生当然不至于有什么恶感，可也不会有太多的好感，尤其不会由敬而生爱。像朱先生那样的教师，实践了古人所说“教学相长”，有亲切的友谊，又有坚强的责任感，这才自然而然成为学生敬爱的对象。据报纸所载的北平电讯说，他入殓的当儿，在场的学生都哭了。哭当然由于哀伤，而在送死的时候这么哀伤，不是由于平日的敬爱已深吗？
他作文，作诗，编书，都极为用心，下笔不怎么快，有点儿矜持。非自以为心安理得的意见决不乱写。不惮烦劳地翻检有关的材料。文稿发了出去，发见有些小节目要改动，乃至一个字还欠妥，总要特地写封信去，把它改了过来才满意。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一点文言成分，但是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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