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pan[1]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也算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了。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一家公司里，他管着不大不小一个分行。他的飞黄腾达全靠自己本事，想到三十年前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个青涩的小职员，他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他们家位于巴恩斯的小红房子挤在长长一排小红房子中间；那块郊区拼了命地想装点出上流社会的样子，却愈发穷酸得叫人惆怅。再看看这幢恢弘的石楼，他就忍不住高兴，房间和游廊都那么宽敞，不但是自己的府邸，也是公司的办公之所。今非昔比。想起放学（他在圣保罗[2]上学）回家之后和父母以及两个姐姐一起享用的傍晚茶，每人一片冷盘肉，分量十足的面包和黄油，和加了不少奶的红茶，大家都要自己动手；他现在享用晚餐的派头可大大不同了。他每次都着正装，而且不管是不是独自用餐，都有三个仆人在旁侍餐。其中领班的那个对他的喜好十分清楚，家务的细节从来不用费心；不过他每顿饭都一样：晚礼服，开胃菜，烤肉，甜点，和餐后助消化的菜，所以如果临时请人来用餐也没有问题。他喜欢吃得好一点，不觉得没有客人的时候就该马虎。
他的过往的确很遥远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回国没有多大兴致：上次回英格兰还是十年之前；放假他会去日本和温哥华，那里他知道铁定会碰上在中国沿海认识的老朋友。老家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的姐妹嫁的都是自己阶层的人，她们的丈夫都是职员，几个儿子也一样；这些人和自己毫无共同语言，每回见到都很没劲。但亲戚之间有些本分他没有疏忽，每年圣诞都给他们寄去一匹上好的绸缎，一些精美的刺绣，一盒茶叶。他不是吝啬的人，母亲只要还在世，就能拿到他一笔赡养费。但等到退休的时候，他并不打算回英格兰；回去的人他之前见过不少，后来不如意的占大多数。他想的是在上海的跑马场旁边买栋房子，有桥牌、矮种马和高尔夫陪伴，想必是可以安度余年了。但现在安排退休生活还为时尚早。希金斯还有五六年就要回国，他便能接管上海的总部了。此时此刻，他对现状很满意。和上海不一样，在这里保证玩乐的开销之外，他还能攒起一笔钱。这里比起上海还有一处好：他是当地最位高权重的，说的话都管用。即便领事大人也不敢和他作对。之前有个领事和他起了冲突，总之最后让步的不是大班。想到那件事，他狠狠地抬了抬下巴。
但马上他又微笑了起来，因为今天他心情很不错。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用过了一份上佳的午餐，他正往自己的办公室走。这里很不错。首先食物是一流的，酒也喝得尽兴。他一开始喝了两杯鸡尾酒，接下来的苏特恩白葡萄酒品质上乘，最后是两杯波尔图葡萄酒，再加适量可口的白兰地。他感觉好极了。出来之后他做了件平时不太做的事情：他决定步行。几个轿夫抬着轿子跟在后面，怕他随时要坐进来，不过现在他觉得活动活动腿脚也很好。这些日子要找到锻炼的机会不容易。虽然胖得骑不了马，但养养矮种马还是可以的。空气沁人心脾，他想到了春季的赛马会。他有几匹初次出战的赛马还颇可期待，又发现公司有个小伙是相当不错的骑手（他一定得防着他们把它挖走，希金斯那家伙肯出一大笔钱把他带到上海去），那么最起码能拿下个两三场。自己的马圈应该是城里最好的了，他自豪得像只鸽子一样鼓起胸膛。今天风和日丽，活着很好。
走到墓地外他停了下来。眼前的墓场一派洁净、齐整，明明白白显示着此地英国人的富庶，他每次路过都微微闪耀起骄傲的神采。他庆幸自己是个英国人。墓地选址时，这块地一文不值，但城市富裕起来之后，现在这里可值钱得很。有人提议该把墓地换到别处去，把这块地卖了建房子，但整个社区都不愿意。大班想到他们的亡者长眠于整个岛上最贵的土地之下，生出一丝满足。这证明他们有比钱更在乎的事情。让钱都见鬼去吧！真正遇上了“要紧的事”（大班的口头禅），总算大家没有忘记钱不是一切。
现在他决定从墓地里穿过去。他看着那些墓碑，都打扫得很干净，小径上也没有杂草。颇有点欣欣向荣的气象。一路闲行，他读起了墓碑上的名字。这里是并在一起的三个人：是三桅帆船“玛丽·巴克斯特”号的船长、大副、二副，都是在1908年的那次台风中罹难的。他记得很清楚。还有几块墓碑凑在一起是两家传教士，妻子、儿女都葬在一起；他们是义和拳动乱的时候被屠杀的。太骇人听闻！倒不是他有多在意传教士，但是——开什么玩笑——再怎么样也不能让这些中国佬把他们杀了啊。然后他走到一个十字架跟前，上面的名字他认识。爱德华·穆洛克是个好人，但输给了酒精，可怜二十五岁就把自己喝死了；另外还有几个干净的十字架，上面刻着名字和岁数：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都是一样的故事：他们来到中国；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们是开朗的小伙，想和周围的人一起喝酒，但是败在酒精手里，于是就到了这墓地里。在中国的海岸上斗酒，不止比试酒量，身体也要好。这些事情当然很不幸，但大班想到有多少年轻人被他喝趴到地底去了，又忍不住微笑。而且有一个人的离世还挺有用：那是公司里的一个同事，位阶比他高，人也很聪明——要是此人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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