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能让他抱怨的是白天太短了。办公室里的工作是逃不掉的,他是法官和收税人,是当地百姓的父母官(在二十八岁的年纪);时不时还要出差。可一旦他到不了现场,修路工人就一点活也不干。如果可以,他想二十四小时在那里督促这些不情不愿的苦力抓紧干活。我到之前,正好发生了一件小事,让莫顿欢欣鼓舞。他给某个中国人提供了一份合同,让他负责其中的一段路,但中国人开出的价格是莫顿无法接受的。没完没了地谈了好多回,但就是达不成协议,莫顿眼看着工程搁置,满心的愤懑,但也无计可施。有一天早上到了办公室,他听说前一晚在中国人的一个赌场发生斗殴,有个苦力受了重伤,被逮住的施暴者就是不接受莫顿合同的那个人。他被带进法庭,证据确凿,莫顿判了他十八个月的苦役。
“现在他就要免费替我修路了。”莫顿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两眼放光。
有天早晨,我和莫顿还见到了那个家伙。穿着纱笼囚服,无忧无虑的样子,显然对于自己的不幸很看得开。
“我已经跟他说过,一旦道路建成,我就会豁免他余下的刑期,”莫顿说,“他高兴坏了。我这回算是捡了个大便宜,是吧?”
我跟莫顿告别的时候,让他如果回英国就通知我,他也承诺一上岸就给我写信。发出这样的邀请很多都是一时冲动,虽说没有任何虚伪之处,可如果对方当真,又会微微觉得有些懊丧。一个人在国内国外是截然不同的。到了那边,他们可以轻松自在,热情友好,总能说出有意思的话,展现出无尽的善意。等到对方回国时,你很急切想要回报自己曾经接受的款待;但这件事并不容易。那些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非常有趣的人,在你的环境里可以毫无生气。他们变得害羞,束手束脚。你把他们介绍给你的朋友,但你的朋友觉得他们无聊透顶。虽然这些朋友表面上绝不会失礼,但等这些外人退场之后,他们会松一口气,而对话也能更顺畅地流淌于熟悉的轨道中了。我想这些派去远方的人很早就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因为我发现在深山老林的驻地分署中很多类似邀请曾被热情地发出,也被真挚地接受,但很少会在日后兑现,或许是有过难堪或耻辱的经历也说不定。但莫顿不一样。他是个年轻人,而且单身。一般来说是这些人的配偶比较麻烦。其他女子会看到她们乏味的衣着,一眼看出她们是从小地方来的,会冷漠得让她们无所适从。但男人可以打桥牌,打网球,跳舞,而且莫顿还很有魅力。我毫不怀疑,只要给他一两天,他就能驾轻就熟了。
“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问他。
“我以为你不会希望我来打扰你。”他微笑道。
“胡说什么!”
当然,我并不习惯看着此时站在邦德街和我闲聊的莫顿。我之前只见过他穿卡其短裤和网球衫,除了我们从俱乐部回来吃晚餐的时候,他会换上一件睡衣,下身则围一条纱笼,比这更舒服的夜礼服大概人类还没有发明出来。而现在他穿着蓝色的哔叽西服看上去有些不自在。在白色衣领的比照之下,他的脸显得肤色很深。
“那条路怎么样了?”我问。
“完工了。我还担心要推迟我的回国假期,到最后出现了一两个小障碍,但我催着他们赶了赶,离开前一天我开着福特到了最远那头,再开回来,一停都没有停。”
我笑起来;他的愉悦很迷人。
“你在伦敦都给自己安排了些什么?”
“买衣服。”
“玩得还算开心吗?”
“棒极了。有点孤单,你知道,不过我倒不介意。回来之后每天晚上都去看演出。帕尔默夫妇我记得你在沙捞越见过的,他们本来马上也要到伦敦来的,我们约好了一起去看话剧,但帕尔默太太在苏格兰的母亲病了,他们要去探望。”
他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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