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华、邱辉、刘国轩、邱荣这几位“原儒大佬”和“反清大佬”终于搭乘着邱家的鸟船离开了揭阳县城——被后世称为中国近代史起源的揭阳会议，终于胜利的，圆满的结束了。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通过任何正式的决议，但还是口头上约定了几件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确定了以“朴素勇武”的“原儒”为反清革命的领导者，从而直接否定了剃发易服，为鞑虏走狗的“今儒”。
这事儿乍一看好像不大要紧，什么“原儒”、“今儒”的，和老百姓有关系吗？
还真有！
“儒”在明清社会中是什么？是士大夫，是乡贤，是基层社会的领袖。
明清的基层并不是掌握在官或是吏手中的，而是掌握在这些拥有话语权和大量生产资料的“儒生士大夫”手中的。
而在康熙十年，掌握基层儒生士大夫，大部分都是大清的忠犬......广东、广西、福建这边的忠犬还少些，但是出了这一块，忠犬是绝对的主流！
不打倒他们，朱和墭的政权就很难控制基层，也很难控制话语权。哪怕他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可以赢得一批拥护明朝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但终究难以彻底打倒和批评“今儒”。
而不把剃发降虏的今儒批倒批臭，那拥护朱三太子、朱三太孙的儒生士大夫就很难话语权，也很难完全控制基层。
至于彻底废黜儒家......用一种别的思想取而代之，在清初的广东，几乎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儒家根子扎在宗族当中，而清初的广东因为沿海迁界和清朝官府的残暴统治，存在比较激烈的官民斗争，所以大部分百姓都依托宗族，抱团取暖。而维系宗族的宗法和等级都来自于儒家，想要废黜儒家，就得瓦解宗族。
而且此时广东人少地多，所以绝大部分宗族都是扩张型而非内卷型，宗族内部就比较和谐，很难瓦解。
既然彻底废黜儒家不可能，那朱和墭就只能“托古改制”，捧起“原儒”，贬低“今儒”，从而夺取儒家的道德高地和话语权——“今儒”把孔子的衣冠礼仪都抛弃了，都当了蛮夷的奴才，而且还和蛮夷一样秃发结辫，这还算儒生吗？《论语》读过吗？《论语.宪问》里面孔子怎么说的？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所以剃发易服的今儒对上布衣角巾的原儒，政治上就不正确！
况且原儒还有剑！还有手榴锤！
他们遇到剃发易服的今儒根本不必讲道理，理直气壮的拔出宝剑替孔子清理门户就是了，没人敢说他们做的不对！
揭阳会议上约定的第二件大事也极为重要，那就是设立原儒大学士会议为监国府的最高权威。
这事儿表面上起来，似乎是朱三太子、朱三太孙父子放弃无上权力，实行虚君政体的开始。
但实际上，朱三太子、朱三太孙两父子的无上权力本来就不存在！
延平王府的本钱比定王府大太多了，捧定王监国不过是为了让定王当肉盾吸引清廷的火力，怎么可能真的让一个是真是假都不清楚的定王掌权？
所以十一大学士共掌大权几乎就是最理想的权利游戏规则了，不仅可以避免定王府和延平王府为了还是“期权”的最高权力发生冲突。
而且也让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后，可以通过调整各自拥有的大学士数量，以完成最高权力的转让，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火并。
另外，大学士的数量较少，仅仅只有十一人，也使得这套决策机制的效率有了保证，不会变成一个扯皮会议。
而第三件足以改变历史的事件，则是确立了“均田、均税、均役”等三均，以及促进工商和四民平等的发展路线。
这个路子乍一看似乎是要“大平均”，有点脱离实际，太过理想化。但实际上却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因为“均田、均税、均役”的本质是限制或剥夺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用，减轻自耕农的负担，使得他们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上——因为现在的潮州人多地少，可以实现“人均富农”，而且土地普遍归宗族集体占有。“均田”实际上不会剥夺富农的土地，只是厘清了产权，保障了各个宗族对土地的集体占有。
所以“均田、均税、均役”是保护，而不是打击富农的。
和“均田、均税、均役”同时提出的，则是大力发展工商业——潮州的富农经济想要搞好，就必须把工商业发展起来。否则富农的产品没办法变现，富农经济是怎么都发展不起来的。
而朱和墭在怎么发展潮州的工商业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
他的办法就是......办厂创业。
而且是大手笔，一出手就是五个厂，分别是东厂、西厂、内厂、北厂、南厂。
这五个厂子的负责人都不叫厂长、经理，也不叫什么ceo，而是叫“厂公”、“督公”或“厂臣”！
听上去就很有气势啊！
除了气势之外，这五个厂子还都有非常厉害的拳头产品。
其中东厂是五厂之首，因为它同时是铸币厂和银行，妥妥的“大厂”，而且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庞公公亲自兼任厂公的。
西厂的全称是西火硝厂，厂臣斯文白，产品是火硝。原先在海门渔港附近的古埕村建了一批集硝池，在朱和墭打进揭阳县城后，马上就跟了过来，在揭阳县城南边的大粪坑边上开建集硝池，还把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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