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也会出现智力优秀、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这些素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倘若他想说明某件事情有多么复杂，希望通过琐碎的解释来促进大众对问题的理解，那么，智力就会使他非常能宽容对手和大众的无知，因此导致的结果是：理性会大大削弱他的强硬与粗暴，但这恰是建立信徒信念必须之因。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人民领袖的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结舌，但偏偏影响力最大的，也是这些头脑褊狭的人。
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罗伯斯庇尔。他的演说常常自相矛盾，根本令人无法理解，若只看这些演说的发言稿，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在他们的攻击和辩护中，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没有思想，在措辞上也没有变得更让人喜欢，甚至没有切中要害的批判，有的只是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比如法国教科书的常识和废话、可以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等，凡读过他们那些枯燥无趣的演讲稿的人，绝不会想看第二遍。即使和蔼可亲的政治家德穆兰，也不免要扼腕长叹：“唉，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荒谬绝伦的言论？”
极端狭隘的头脑一与强烈信念结合在一起，它就会给一个有声望的人带来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其影响之大足以让任何人心惊肉跳。若有人想无视各种障碍，拥有坚定无比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而群体是意志最薄弱的生物，他们会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寻找主子，他们永远需要领袖。
由此可见，演说的成功几乎完全依靠演说者的声望，根本不取决于他的证据或推理是否有力。无论某个演说者因为什么原因失去了声望，他同时也失去了一切影响力，失去他用自己的意志影响选民表决的能力。
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者出场，如果他只有论证，即使演讲稿论证充分，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声望的众议员：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演讲稿，神情庄重地走上讲台，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开始发言，很是自信。
在演讲前，他曾吹嘘能够让听众相信他的理论，他的发言能使听众感到振奋。他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论证。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在他看来，他引用的证据，任何人都无法反驳。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同事会很有眼力，认为同事理所当然地认同他的观点，认同他发现的真理。
但他开口后才发现，大厅里很不安静，那些听众，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大声喧哗，这些噪声令他十分恼怒，却又发作不得。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他们不留意他的发言呢？那些议员竟然无视他的发言，只顾自己私下交流，他们在想些什么？更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有不少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脸上掠过一丝惊惶不安的神情，演讲声也小了下去。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提高了嗓门，加重了语气，还配合了各种手势，但无济于事，听众的噪声越来越大，大得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他只好停了下来，由于担心沉默会被听众呵斥，只得硬着头皮勉强把自己的发言稿读完。
议会群体极度兴奋时，它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有什么两样，它的感情同样爱走极端：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罪行。议员个人不再是自己，在他们完全失去了自我后，会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提议。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就说明了议会能多么严重地丧失自我意识，被那些与个人利益截然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比如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
在国民公会当权时期的某个著名的夜晚，这些贵族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贵族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特权，便会使自己沦为人皆可欺的平民百姓，且与平民不同的是，权贵一旦失去特权，便会遭遇死亡的威胁。但这些贵族却这么做了。他们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但他们很清楚，把同僚送上断头台的自己，明天可能会遭遇同样的下场。实际上，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想法都无法阻止他们实施自己认同的建议，实施那些已经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下面这段话，摘自这些放弃特权的人物之一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它记下了这种极典型的情况：“我们极力谴责，一项缺乏支持者的决定，在一天前我们还不赞成，居然就通过了。导致这种情况的是提议者的危机论，再无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议会上，所有情绪激昂的决定都能看到同样的无意识从众行为。泰纳说：
批准那些他们引以为荣的提案，执行那些愚蠢透顶甚至是犯罪的措施——杀害无辜，杀害自己的朋友和领袖。在右派分子的支持下，左派分子全体一致同意把他们的首领丹东，这场革命的伟大发动者和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在左派分子的支持下，右派分子全部一致
喜欢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请大家收藏：(m.iuu123.com),爱优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