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说过，群体的普遍特征之一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为什么能很快向某个方向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以及暗示之外的其他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采取的这种行动极为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极端轻信之外再无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且轻易在群体中流传，不仅是因为群体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魔术般的曲解之后的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变得面目全非。
这是因为，群体是用形象来思考的，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会对想到的任何事情产生一连串幻觉，虽然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群体中，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并被迅速地传播，再演变出多种怪异的版本。这是因为——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会建立起与它本身毫无关系的一系列其他形象。但是群体却无法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者说，群体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视若无睹，他们永远只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群体惯于把歪曲性的想象力与因为这种想象建立的幻觉与事实混为一谈。群体也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常常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当作现实，尽管这个景象与事实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歪曲的方式取决于极为细微的思维末节，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群体对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既多且杂。虽然群体成员不同，但因为相互传染，暗示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所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会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构成传染性暗示的起点。
暗示的信息经群体无意识轻信的哈哈镜的放大，呈弥散效应迅速传递开来，如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一样。十字军官兵云集于此，有一个人最先传达了圣·乔治出现的消息。在暗示与相互传染的推动下——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群体的期待意识，他们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无论是什么——一个人编造的奇迹，或者是一个人的幻觉，就立刻会被所有人接受。于是十字军的官兵们全都看到了圣·乔治显灵，又因为这一说法是不允许质疑的，类似的幻觉现象就更加多了起来。一个人造的奇迹就产生了。
历史中经常出现这种集体幻觉，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因为它是成千上万的人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必要考虑群体成员的个人智力品质，这无关紧要，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起，天才和智障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说不太通，若想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下几本书，也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我不想让读者认为这是些没有得到证实的主张。因此，我举几个实例，这些都是从可以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便挑出来的。
18世纪早期，欧洲出现了“圣梅达尔的痉挛者”群体，这群人常常会聚集在他们最信任的圣·帕里斯神父的墓前交流着如何进入一种奇妙的癫狂状态，希望带来身体上的某种奇迹。他们深信圣·帕里斯神父能够治愈所有的疾病。每天通往墓地的大路都会被大批蜂拥而至的患者堵塞。这种所谓身体奇迹其实是癫痫之类的癔症，但是当个体融入了群体之后，由于期待意识的作用，当第一个人进入了痉挛状态之后，这种相互的暗示就会迅速传染，进而引起群体性的狂乱。
那么我再举个最典型的实例，它证实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学问的。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受命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一位值勤兵声称发现了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时，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但几乎所有人都确信不疑。于是，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即使接近目标时，官兵仍然认为自己“看到”一大群活着的人伸着手呼救、不少失去亲友的人正哀号着。但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幻觉这才消失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
在这些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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