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姑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样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能在王位上太平无事，得到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得到报应呢？为什么刚好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报应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执政内阁，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说明民众的意志这样迅速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尤其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只得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无能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征服——并非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对权力的摧毁。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偏离了历史理论。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便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与两片叶子毫无相似之处，他就认为这些植物偏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条件。他们说历史人物具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履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这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掌握在历史人物手中，而掌握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末这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
但是，这么说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假如像某些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体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么说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假哲学家兼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的行动的某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断定历史人物的行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
这类史学家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标：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视为人类活动的目标，一面研究那些为自己留下为数最多纪念文物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种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载中，永远见不到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和大臣们的活动来说明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①、博马舍②和别的人们的生活来说明吗？
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的细节中和他同库尔布斯基③的通信中有所反映吗？
十字军东征时代各民族的移动，能用对哥弗雷④们、路易们和他们的情妇们的生活的研究来说明吗？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隐士彼得⑤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对我们来说，依旧是不可理解的。在历史人物们已经明确地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放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次运动的中止尤其不可理解。教皇们、国王们和骑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前去的那个未知道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⑥的历史显然不能包涵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依旧是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动机的历史依旧是未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