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上还有另外一个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他就是约翰柯林斯，我和他关系很密切。
我们经常喜欢争论，都想把对方驳倒。
这种辩论，从另一相反的方面来说，它很容易变成一种坏习惯。
为了争论人们必须提出相反的意见，这就使人变得特别的可恶。
此外，它除了败坏谈话，还会使你的朋友产生厌恶之情，使本来能够成为朋友的人变成敌人。
我这种喜欢辩论的习惯是随着阅读父亲的那些宗教书籍而形成的。
我曾经观察过，除了律师、大学里的人以及在爱丁堡受过训练的人，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很少会这样。
有一次，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是怎样开始的。
我和柯林斯辩论起关于女性是否应该受教育和她们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的事情。
我认为女性天生没有那方面的能力，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可能有点是为了和他争辩的原因，我持相反的观点。
他天生是个雄辩家，又读过许多书，因此，有的时候，他常常是以自己流利的口才来辩倒我而不是通过充分的理由。
我们分手的时候谁也没有辩倒谁，而且这一别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面，因此我就坐下了来把我的理由写下来寄给他。
他然后他就回复，我再答辩。
当我父亲偶然发现我的信的时候，我们已经交换了三四封信了。
父亲并没有谈我们的观点的是与非，他只是借机会谈了我写作的方式。
他发现我的书写和标点正确（这要归功于我在印刷厂的工作），这是我的长处。
但我在写作的清晰明了和措辞优雅上不够，父亲并且举出了我信中的几个例子给我看，以便让我信服。
从此，我更加注意文章的写作方式，并且下决心改进它。
恰好这个时候，我碰到了一本残缺了的《旁观者》，是第三卷。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书。
我把它们买了下来，读了一遍又一遍。
我很开心能够得到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有可能的话，我想模仿它。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从这本书中选了几篇文章，替每一句做了个摘要。
然后把它们放个几天，在不看原文的情况下，试着把原文复述出来。
试着用自己知道的词汇和那个摘要重新构造整篇文章，尽量使它和原文一样。
然后我再把和它和原文对照，发现错误并订正它们。
但我发现我的词汇量太少了，我想我得先掌握这些词汇并使用它们。
如果我原来继续写诗的话，我想这些词汇我就应该已经掌握了。
因为写诗要寻找词义相同但长短不一样的词汇去适应诗的韵律，这就会让我不断地搜寻各种形式的同义词，记住这些变化多样的词并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们。
这种机会是经常性的。
因此，我把其中的一些的故事改写成诗。
一段时间以后，当我差不多都要忘了它们的时候，我又把它们重新返原。
有时候，我也把我写的摘要打乱，过了几星期以后，我又试着把它们用最好的顺序组织起来，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我是为了学会怎样构思。
然后，通过和原文比较，我发现了错误并加以改正。
但有的时候我很高兴地感到，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我的语言和条理比原文更好，这就鼓励了我，它使我觉得，在未来，我可以成为一个不算糟糕的英国诗人。
在这之前，我对这是野心勃勃的。
我进行这些阅读和写作训练通常是在做完工作的晚上或者开始一天工作前的早上，或者在星期天。
我想法子使自己一个人躲在印刷厂里，尽可能逃避公共教堂的祷告仪式。
要是我在父亲眼皮底下的话，他总会强迫我去的。
尽管我不想去做祷告，但我确实把它当做一种义务。
大概在我16岁的时候，我偶然碰到一本倡议吃素食的书，它是特里昂写的。
自此，我决定吃素食。
那个时候哥哥还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房子，他就和徒弟们在别人家里包饭。
我不吃荤，这就造成了不便，我的怪异也因此常常遭到大家的责备。
我先学会了特里昂的一些做饭的方法，比如煮土豆、蒸饭、做速成布丁以及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向哥哥建议，如果他能把我每星期膳食费的一半给我，我就可以自己单独吃了。
哥哥马上同意了我的建议。
不久，我还发现，这样我还能节省他给的一半膳食费，那是额外的买书钱。
除此之外，我还从中得到了另外的好处，我哥哥和其余的人离开印刷所去吃饭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印刷所里，我很快吃掉自己的方便食物，通常不会超过一块饼干、一小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者是从面包铺里买来的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水。
在他们回印刷所之前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学习。
通过那样的节制饮食，我经常可以头脑清楚、思维敏捷，我的进步更大了。
以前由于在算术上的无知使自己经常受到羞辱，在学校的时候我还两次算术考试不及格。
所以现在我找来寇克的书，自己从头到尾顺利地学习了一遍。
我还读了舍勒和瑟米有关航海的书，并从中获得些可怜的几何学的知识，但我从来没有在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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