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天在一分区发生的杨上堃事件，不管你再怎么解释和美化，它都是一件“家丑”。既是一分区的“家丑”，也是晋察冀的“家丑”，最后还是我党的“家丑”。在最后检讨杨上堃事件的领导会上，杨成武掉了眼泪，这也是很不常见的。
从身世归属上追溯，一分区的抗战干部，许多人都有“杨粉”情结。“杨粉”是今天的时髦用语，用大白话说就是“杨成武的粉丝”。而且这些一分区干部坚持“杨粉”立场到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地步。
有了这个思想框框和前提立场，一分区的干部也就会形成：凡是在一分区，杨成武支持的我们都要支持，杨成武反对的我们都要反对。那阵势，和文化革命中对m主席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凡我能了解到的，那些被杨成武枪毙的、斗争过的、“请出去的”，基本上都有某种性质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因为这些人本能的认为：杨成武那么高的水平，是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1950年1月，解放之初，三个一分区出来的家乡只相隔几里地的湖北老乡，结伴返乡。在火车上，他们谈起他们三个之所以能活过抗战年间最艰苦卓绝的那些年头，看到胜利的今天，跟杨成武的关照和赏识，把他们三个一直留在一分区机关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念书人自古有个传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在火车上三个人感叹，杨成武的大恩大德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得。您看。杨上堃的事情还没有讲。基本调子先定下了。但恩德归恩德，道理归道理，搞历史研究的人，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讲究个“史德”，不能胡编乱造历史内容，不能昧着良心歪曲历史；还要讲个“风骨”，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斗胆谈谈我对当年杨上堃一案的看法。
研究有争议的历史疑案，绝不能被任何有关“组织决定”所迷惑，因为任何“组织决定”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炮制出来的，这里面水分太大，说的不完全都是实话。女红军老干部危秀英对杨上堃子女的讲话，杨成武抗战回忆录中对杨上堃事件的记载，都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的一面。我所说的“商榷”的一面，是指我觉得在这背后掩盖了什么。
我手头掌握的有关杨上堃事件的记载，出自一分区老干部的私人回忆。而一分区老干部中有关杨上堃一案的来源。出自：一、向干部传达的组织文件，二、杨成武大会讲话和私下里的议论。三、一分区机关干部战士的私下流传（抗战期间的一分区机关，小广播、小议论之类的自由主义是很盛行的，屡禁不止。尤其在小道消息最为灵通的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理发员这几大员之中）。
研究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史，会有一个发现：就是在1939—1940两年杨成武痛下杀机的，有几个竟然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其中只有杨上堃事件出现在《杨成武回忆录》中，其他罗霄文、朱遵斌事件均不见记载。这在当时或今天，都是很令人吃惊的。
相比之下，杨成武对刚参加革命不久的抗战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是很宽厚的。因为杨成武的宽厚，结果使得五支队长赵玉昆、二团团长王天存可以有时间趁机逃走。正因为杨成武的宽厚和包容，使得赵玉昆亲信宋学飞、王天存亲信李青川，可以留在一分区内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当一分区保卫部门准备对他们下手时，是杨成武为他们打保票，留下了他们。即使杨成武痛下杀手的，比如孟阁臣，那也是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并非他自己的主意。抓住孟阁臣后，也要送到晋察冀军区听候聂司令的处置。
1944年秋，杨成武调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临走前交班，组建新的一分区领导班子。新任一分区司令员肖应棠、副司令马辉、参谋长宋学飞，都是杨成武的提名。
1949年解放军进北平，从敌伪档案中发现了敌人策反宋学飞的历史材料。社会部将材料转到聂荣臻那里，聂老总不放心，叫来杨成武询问。杨成武为宋学飞担保说：“聂总，当年司令如牛毛的年代，那个姓赵的游杂司令叛变之时，宋学飞知道了消息，及时通知支队政委王道邦脱险。支队政委才幸免于难。宋可靠。”。杨成武看聂荣臻依旧一脸严肃，于是调侃说：“聂总，敌人策反，要列谁，谁能做得了他们得主，即使把我杨成武列上也没有办法。”聂老总被杨成武的话逗笑了，宋学飞从此不再被怀疑。
杨成武对“游杂干部”的破格提拔和用人不疑，也包括一分区实力最强的司令部直属警卫连、侦察连，杨成武任命的都是非党身份的游杂干部吴炎和胡尚义。上述这些一分区能知道的“游杂干部”，无论职位高低，一概对杨成武忠心耿耿，在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叛离一分区的非分之想。
与此同时，1939年底—1940年底的一年时间，先后被处置的红军领导干部有三批：1939年底一团营教导员罗霄文等人（那位红军干部的特派员没找到名字）、1940年春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侦察科长袁彪几个人、1940年底一团团政委朱遵斌。注意：而且还都是死刑。最后因延安最高层的干预，杨上堃、朱遵斌由于过去的功勋卓著，保住了性命，其他人就没有那样的好命了。
所以后来看朱遵斌孩子的来信，说：他父亲看得很开。很多立有战功经过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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