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市面上一石米的价钱是一千二百钱。这是官府划定的粮价最高线。
但是，想也知道，这个价钱已经买不到粮食了，黑市交易粮食基本上一石一千五百文往上。
粮食价格是一切物品价格的基准，粮食价格上涨，其余物品想要不涨价也不可能了。
现如今汴京郊外收购一石谷子（即没有脱壳的粮食，不会有人以为大米是超市长出来的吧）都要八百文以上。
一般来说，一石谷子和一石米的比价大概是二比一，要是刚收的谷子价格还会更低（含有水分，要经过晾晒才能够入仓库保存）。也就是说，如今市面上的米价实际上应该有一千六百文，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数字。
汴京城百万人口，绝大部分人都是物价敏感群体，粮食上涨百分之十就要饿肚子，如今这价格比之平时，直接翻了一倍，而且还看不见底，自然导致民议汹汹，民众争先恐后地争抢粮食。
赵祯难以理解汴京这一次莫名其妙的物价上涨危机，之前几次物价上涨，要么是水灾，要么是干旱，要么是大运河堵塞，要么是辽人在边境屯兵。
总而言之，都是有一个理由的，然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基本上能够解决。
怎么这一次明明风调雨顺也会突然上涨，就只能够归结为有不法商贩囤货居奇，操控物价。然后赵祯的应对手段是加大对粮商的监管，同时开放储备粮，加紧转运江淮粮食。
但是，哪怕是十万石粮食投入到市场上，也就好像打了一个水漂一样，不一会儿就沉下去了，不见声响。
除了投机资本扫货外，百姓感觉到粮食不足，争相抢购，对未来的恐慌，导致无论多少粮食投入都没有效果。所以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信心是最重要的。
而粮价上涨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打砸抢烧，比如刚刚压制下去的高利贷，纷纷出现。
民间出现了不少小民向地主借高利贷而地主畏惧不许，小民困饿而死的故事。
朝中甚至有声音出现，认为应该放宽对高利贷的约束，小民用钱换命，为什么不许。这是人说的话？
改革之难！改革之难！为什么难？改之前难，改的时候难，改过了维系难。
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高利贷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小民的脆弱性使得其自身借贷成本极高，地主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也会提高利息。类似于后世小微企业借贷难。晴天借伞，雨天收伞，听起来荒诞不经，但从风险的角度上看有其现实性。
改革是不可能回退的，这一点，赵昕与赵祯的看法是一致的。赵昕得了名声，赵祯得了实在好处，怎么可能吐出来，所以问题就是如何解决。
因为高利贷被打掉，大量资本自借贷业务析出，转向大宗商品，不仅仅是粮价，其他很多物价也是一起上涨。资本需要一个蓄水池，美国股市，日本债市，中国房市，都是这个道理。要么房子涨你住不起，要么粮食涨你吃不起，那当然是房子涨了。
赵祯的手段已经被实践证明没有效果，赵昕请命道：“望父皇许儿臣经办此事，半月可平。”
老实说，赵祯并不相信赵昕有这个本事，哪怕是赵昕在淮河有几个粮仓，但统共不过五十万石，这一次物价涨幅凶猛，哪里是这么好平息的。
“你要多少粮布？粮布定价多少？”
“当下要务，不在出粮布，而在定人心。不然纵有千万石粮食又如何。”赵昕口气很大，要是别人这么说，赵祯直接就骂书呆子了，但是这儿子总是能够带给他惊喜，倒也不妨多些期待。
“你是准备靠那粮票布票吧，有用吗？”赵祯存疑。
“不错，国无水旱，而物价疯涨，此人祸也，必以人治之。”
”罢，你只办事便是。”
赵昕躬身道：“儿臣仍有一事相求，望父皇允诺。”
“言！”
“此番人祸，只怕牵涉到不少权贵勋旧，父皇之意不知何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赵祯要是不给赵昕权力，一些事情还真的不好办。
“你自己看着办，实在不行了，该杀就杀一批，收些封爵回来。”江山社稷重要还是一些蝇营狗苟的贵族重要，赵祯看得很清楚。
赵昕嘴角上扬，答应道：“诺！”
赵昕离开了宫殿，准备开始下一步工作。
这一次的物价疯涨，本质上是高利贷余波，是因果关系。奸人祸国之心不减，必以雷霆手段灭之。
没人要的差事，赵昕接了过来，某种程度上说，要不是赵昕，也没有这场物价上涨。
赵昕接了差事之后，前面几日，和前几任负责此事的官员一样，派遣人手下乡征购粮食，动辄千文一石谷子。
那些政敌与投机者，见赵昕这般施为，笑掉大牙，为了让赵昕一粒米也征购不到，他们也抬价，甚至出现谷子价格比米价还要高的离谱时期。
整个开封府及周边道府，在强大的投机团体垄断下，赵昕是真的变成一粒米也征购不到。
赵昕见戏演得差不多了，这些投机者都上钩了，即宣布米价一石最高不得超过八百文，谷价一石不得低于四百文。前者保护城里工商业者，后者保护农村农民。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末。
法令一出，天下之人笑之，市价一千二百文尚且买不到，八百文岂不是做梦。
但是法令颁布后，赵昕以各坊巷确定常住人口，进而计算所需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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